人不是虫。按进化论的观点，陆上哺乳动物的祖先都是来自海上。那么，追溯人的远祖，也当是一条鱼虫，顺流而飘，形体柔顺，软若无骨。看那被甩上砧板的鲤鱼，一条脊椎贯通上下，左摇右摆，水中堪称滑溜，板上则毫无撑拒之力，性命操在厨人手中；斩头去脏，滚油炸烹，居然残喘扭动，小嘴大张，只是什么言语也没有，可说是“无声的呐喊”，也可说是可悲的软弱。常想它若有扭动的四肢，当溅得滚油如花，那烹炸之人，必不敢如此放肆冷漠。
鱼就是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被杀戮，被吞食，是必然的命运，因为是鱼！好在我们的远祖一爬上坚实的大地，立刻发育了强健的四肢，进而攀上树顶，养成了向上的习惯；进而两脚落地，解放了双手；进而挺直了腰板，让一条灵便而挺拔的脊梁上通天，下达地，站立的身体行走于广阔的大地，托举起一颗硕大的头颅，两只睿智的眼睛直视前方。到此时，鱼虫已彻底变成了人。高贵的人耸立在世界上，成了宇宙间唯一可以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体，成了理性的高级生物。
再看看虫，它们应当也来自海上，但它们一直是爬在地上蠕动的，它们靠身体的伸缩缓缓前行；它们可屈可伸：可成直条挺尸装死，也可蜷曲一团存于夹缝。它们“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生活要求卑微至极。它们能成千百倍地繁殖，孳生于阴湿低洼黑暗之地。它们视觉最差，脑袋最小，身体最软，能力最弱。它们中的许多没有痛感，有的甚至扯成几截都能活成几条。它们无处不可活，无缝不能钻，无辱不能受。一句话，它们能苟活，它们的卑微就是它们的坚韧，它们的可鄙正是它们的生命。柔软卑下，这是它们的生命所在，也是它们的生活方式。
人不是虫。可人有时候会成为虫。当人落入虫的阴暗卑下之地，人就可能会生出一些虫的活法。当人习惯了、顺应了虫的卑琐之境，人往往就变成了虫。成为虫，这是许多人的活法，这种活法至今并未绝迹，而且还相当普遍。既然生而为人，符合人性的方式就应是最好的生存方式，但总有人以虫的方式苟活于人世。也许，这是他们一代代爬在夹缝中已成惯性，忍不住要当虫；也许，是那奇怪的“返祖本能”战胜了向上直立的人性本能。这一点儿也不荒诞。或者说，是现实的荒诞演绎了人性的这番“异化”进程，只是身处荒诞中的人们习以为常，误把虫性当人性，已看不出自身和世界的扭曲。有的呢，干脆就从那做虫的生涯中找到了乐子，品出了黄泉的甘冽，尝到了埃土的芳香。他们现身世界，倒吓得那些心明眼亮的人一身冷汗——人居然可以如此丑陋！比如鲁迅，他不无惊惧地说：“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唐弢《琐忆》）。比如卡夫卡，他逼真地描摹了那个叫做格里高里的青年人变成甲虫后的生活，读来让人毛骨悚然，却又使人心悦诚服于他的把握之准确。卡夫卡是写寓言吗？是在使用象征手法吗？不，他只是看得更清楚而已，他一眼就看出了自己时代人们的神韵，因而，他下笔精到，直取根本特征。
锐眼看出人虫这种互变关系的，还有中国的荒诞大师、讲故事的高手蒲松龄。简单地说，他的小说《促织》讲的是帝王荒淫生活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批的是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榨。可从表现的角度看，成名的故事不叫《成名》，而取名《促织》，正是蒲松龄匠心深刻所在。当然可以说，促织是故事的线索，成名一家悲欢离合都围绕着促织展开，但联系到一起看，成名的故事其实就是促织的故事。
促织者，蟋蟀也，又名纺织娘，蛐蛐儿，早在《诗经》这样的儒家典籍中就多处提及，晚至清末遗老遗少们手里也提过。电影《末代皇帝》结尾，存在主义电影大师贝托鲁奇让年老的溥仪重回故宫，给一个天真的孩子摸出了六十年前他放在龙椅下的一只蛐蛐儿，那虫子居然还在蠕蠕而动！这是多么富于中国传统特色的一种虫子啊。
成名的故事是虫的故事。故事中，成名一家最终脱身苦海，靠的就是儿子变成了一条伶俐好虫。故事的前半段，成名寻虫不得，无法活人；而到了后半段，爱子变虫，打入皇宫，使成名一下子就飞黄腾达了。此中变故，耐人寻味，如此写法，入木三分。蒲松龄早在卡夫卡之前两百多年，就已深得变形表现之三味，画出了中国人骨子里的虫相。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剥削压迫，还有人性的变异和退化。他深层次展示了中国人的悲剧，因而也可以将他的《促织》看作人类共同的悲剧。
我这样评述，是从故事的结构出发的。
成名被套上征收蟋蟀的里正的枷锁，“百计营谋不能脱”，自觅不得，挨打无数；花钱占卜后按图索骥，竟得大虫，阖家欢欣。不料奇变陡生，无知小儿误伤虫命，畏惧投井。照常理，写至此处，作为展示黑暗社会压榨、蹂躏下层人民的故事，已是令人惨不忍睹。其现实批判的力量，借着蒲松龄细腻的笔触和对典型细节的准确把握，已足以撼人心魄。只是，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这样的故事，除了细节上的差异，大多雷同。是与现实同步吗？生活里有什么就写什么，尽可能准确，尽可能逼真，尽可能丰富？最后，只不过是符合几何原理的油画走到照相，现实主义文学走到左拉的自然主义描述。甚至，干脆沦落为今日的电视，几十个频道、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出。“时时”“直播”，镜头由此失去了猎奇圈框的功能，节目内容由酒而茶，由茶而水，由水而气，乏味得令人昏昏欲睡。而当人人都拿起傻瓜相机和DV高级设备，我们对着一帧帧精美图象，懒得笑，倦于哭，无动于衷，只能当傻瓜了。看来，重现生活，与生活同步的趋势，只能解构艺术，使艺术走向灭亡。因为，这样的重现培养着观赏者的惰性，磨粗了人们的感觉，促成了人们的麻木。
艺术不能这样。真正的艺术是反抗，是“对存在的去蔽”（海德格尔语），是“面对事实本身”（胡塞尔语），是揭开幔帐，直指本心，是通过对现实的陌生化处理以唤醒人们重新感知现实的能力，是创造沟通人类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形式，从而对生活予以简洁传神的表现。这潜意识必定是恒定的，而这形式又必定是自由的。让形式拘泥在现实外貌的囚笼中，艺术只能“形容枯槁，面色憔悴”。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的僵死就是内容的死灭。真正的艺术家深谙其理。印象派大师们于是扔掉了右手中那支精描细摹的几何画笔，而拿起左手中那半受控制半是随意的颤抖的色彩刷子；毕加索于是解构了人体，解构了空间；卡夫卡于是将人写成了虫，将虫写成了人，虫在人中，人由虫思。他们的目的很简洁——拂去掩盖现实的灰尘，拯救人类感知于麻木之中。
同样，蒲松龄超越了一个家破人亡的凄惨故事的框架，巧运谈狐说鬼之妙笔，让成名之子“气息惙然”，虽死犹生，“神气痴木，奄奄思睡”。而后，幻化为虫，“轻捷善斗”，又能“应节而舞”，使“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臣又使“宰以卓异闻”，“宰悦”，则使成名一家飞黄腾达，裘马扬扬。最后，大家伙都沾了“一人飞升”之光，个个上天，都不做人，都当神仙了。
回顾故事全部，蒲松龄用心昭昭：成名“为人迂讷”，老实巴交，老老实实考科举，然“久不售”——老实本领卖不出去；老老实实当百姓，却为“猾胥”算计，推入“里正役”的火坑；老老实实当里正，但“不终岁，薄产累尽”；老老实实对待乡亲，“不敢敛户口”，就只能委屈自己，“无所赔偿，忧闷欲死”；老老实实找蟋蟀，“早出暮归”，“探石发穴”，一无所获，只能被官府“严限追比”，打得“两股间脓血流漓”，“惟思自尽”；最后，老老实实自己掏腰包，苦巴巴地从巫师处讨来宝图到村东大佛阁，“侧听徐行，以至“心目耳力俱穷”，乍惊乍喜，终得大虫，举家庆贺，奉若神明。
要说做人认真，成名是够认真，够负责。对官府，他尽心尽力，对他人，他善意相待，对自己，他刻薄勤勉，劳苦倍常，丝毫不曾松懈。但这一切换来的是什么？仅因小儿那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一点儿童特有的好奇心就遭遇了大祸！一个孩子玩死了一只虫子，这算什么？可以此类推，一个皇帝玩死了一个类似虫子的低贱的百姓，又算什么？成子的童心导致了他的死亡，正常的童心居然使一家人陷入几乎崩溃的绝境，这个小儿也只有扼杀自己的童心以赎罪了。童心也是人心，童心死则人心亡，人心亡而虫性萌。蒲松龄走的就是这么一个富于启示意味的理路。
大虫猝死，官差难交，小儿半死，夫妻向隅，眼见得这个小家就要完蛋。孰料，这却是生活的一个重大转机。小儿弄死了虫子，要救自己和全家，就只能自己去当虫子。他在窄得不能再窄的夹缝找到了求活的妙法。既然上官眼里只有虫，没有人，虫比人值钱，虫命高于人命，那么，做一条虫子不是更好吗？而他作为人的那充溢着童年活力的身躯变成了井中之尸，则只配“藁葬”，变成了“神气痴木”的植物人，连父亲也一心一意记挂着虫子，“不复以儿为念”。于是，他只能做那比人活得更自由、更高级、更值钱、更被看重的虫子。而人一旦做起虫子来，又是多么柔媚乖巧啊！人不愧是天地间的精灵，以他对家庭遭际和世态人情的洞察，隐寓于一个可招皇帝、巡抚、县令喜欢的虫子的躯体中，他（它？）当然可以无往而不利，做到一切人做不到的事情，得到作为人得不到的青睐荣宠。做人什么也不是，做虫却一本万利。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公式了：
当老实人一家难活，受尽折磨
做伶俐虫处处得利，阖门发达
结论：人不如虫，虫比人贵。
这个公式可谓专制时代获取人生成功的不二法门。事实上，在蒲松龄的故事中和现在许多情景下，它早已融化成了许多人生活的现实。
蒲松龄的尖锐就在这里，这条成功“金律”是他独创的“有意味的形式”（英国文论家克莱夫·贝尔语）。他用一个独特的、波澜起伏、一波三折、牵动人心的情节巧妙的故事构架，使他的作品抵达了象征艺术的境地，使“某种东西大于其本身”（美国劳·坡林《诗学概论》）。印象派大师塞尚认为，模拟宇宙的最高方式，不在于描述细节，而是“象征式”地重新创造那结构。蒲松龄用自己地方式重新结构了现实，所以他的故事超越了现实，把他的读者带入了心眼洞明、茅塞顿开、一通百通、哲思智慧的更高审美境地。他用象征勾勒出了专制时代的神髓，让它那块用以藏垢纳污、遮丑掩恶的黑幕全然揭开，露出了真相——专制驭人，就是把人不当人，就是把人当成虫，就是把人的权利、人的高贵、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甚至人的嘴脸一概抹杀，压迫人，修改人，“改造”人，把人搓揉成一条没有骨头的、爬在地上的、只能在最狭窄、最黑暗的角落苟活的虫子。只有这样的生物才让专制者放心。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没有个性，没有骨气，没有生活的方向，没有自主的能力，而只有一条最简单的“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的直肠子——见什么啃什么，什么都吞得下，越没有营养越要吃，不加咀嚼，不加品味，不加消化，直送肛门。最后，现实就成了这么一幅怪模样：龙椅上，盘踞着一条天下最大的虫——真龙天子，皇帝老儿；下边则是一窝蛆虫，蠕蠕而动，直把一个大好河山吞噬排泄成一片肮脏的死地。那副景象，读读闻一多的名作《死水》就了然了。
回到成名，他的那些“迂讷”，那些老实，一方面当然说明为人的善良老实，但另一方面，在专制时代，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忠厚是无用的别名”。成名多的是老实，但这却是自我缺失的结果，而非一个独立理性的人对自我清醒约束的结果。他唯唯诺诺，委曲求全。为找虫子，可说是百折不挠，百辱不屈，一心一意，怎么刁难都逆来顺受，怎么折磨都忍气吞声，怎么揉搓都“反求诸己”。逼，逼不疯；打，打不死。直到儿子成了植物人，他居然还能想着虫子的事，“不复以儿为念”。而到后来得了小虫，与那少年比试之时，他干脆成个赌徒了——“不如拼博一笑”。整个比试，他一会儿入冰窖，一会儿下油锅，一会儿上天堂，一会儿下地狱，居然也都熬下来了，其生命力可谓顽强！我们在可怜他的同时，也不能不叹：他可真能苟活！而这活法，活脱脱就是一条虫的活法。儿子死后，虫子无着，成名“僵卧长愁”，那个卧姿，很像一条虫。而他被打得“脓血流离”两股间，家破人亡，“夫妻向隅，茅舍无烟”，那番生活状况，怎么看怎么不像人了。也就是看他实在是一条虫了，老天才放他一条生路，留他一条发迹的“金光大道”。你看他发达后，一出门，“裘马扬扬”，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更是多年修炼而熬成的十足“虫相”。
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灯下漫笔》）而这奴隶，也正是他所说的“虫豸”。做人死路一条，做虫方可求存。而做条好虫，直可成为人上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生而为人，以百苦煎熬之，直到他变异了人性，才能当上人上人。人上人不是人。人上人骑在他人头上，以蹂躏人、侮辱人为能事。他们的全部乐趣，就是作威作福，把人们当成虫豸牲畜玩弄折磨。相反，那些在专制社会欲求做人尊严的人，却常常走投无路。
试看屈原，一意孤行地要做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之人，终了却无路可走；阮籍要做自由人，却每至穷途歌苦；陶渊明要做“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只能找穷乡僻壤藏起来；李白要做“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洒脱人，不甘心长为“蓬蒿人”，最终只得“抱明月以长终”，去另一个世界寻觅。
再看赵高、魏忠贤、严嵩之流，都是先去男人之性，阉割自己，甘为皇帝马牛，其柔媚之状，虫豸难能，而后则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可谓以小巧取媚一人，以大虫之凶相残害众生。中国文人，历来有以女子自托传统，往往先去阳刚之性，而后可以“臣妾”媚态取悦皇上，最后方获得“牧民”资格。到了入清，天下人不得已都先拖上一条“猪尾巴”式的大辫子方准活命。而中国的媳妇们，都是循着一条“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道路苦苦挣扎熬炼，直到将一脸的青春朝气熬得干枯，变成满脸的沟壑，方可成为有资格虐待下一代新媳妇的婆婆。这是专制的规律，一如《促织》开头，华阳无虫，偶献一只好的，即为“定例”，以致民不聊生。专制时代的“定例”——法则就是这般荒诞。荒诞的现实造就荒诞的人生，成名一类草民，生存全然不由自主，只得托付于占卜、变虫、“拼搏”、斗鸡一类行为，瞎撞瞎混，死处求路，苟且日久，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虫。而成了虫呢，这才“成”了“名”，是为“成名”。所以，成名的故事，就是促织的故事，与其叫他“成名”，不如直呼“促织”。是否人人都可以像成名这般幸运？蒲松龄说：“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独”此一个，偶然性大着呢。其他人，只能慢慢儿熬了。
这就是蒲松龄表现的专制时代中国人的命运。好人——死人——虫人——达人，这是一条清晰的演变异化理路，是对专制荒诞现实的精深概括与准确把握。他的方法不仅是再现的，现实的，批判的，更是表现的，象征的。他没有停在局部与个别，停留在华阳县或晚清，而是指向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代。因为，凡有奴役人的现实存在的地方，就必有如此荒诞之格式存在，必有人的异化的存在。奴役人的专制力量不仅仅来自封建社会或更远的奴隶时代。权势、名利形成的种种欲望正在对今日人类形成更大的奴役。到处闪烁着广告霓虹的商品社会生产出了无尽的、远远超过人们实际需求的、被格外刺激出来的欲望，人们在许多事情上是疯狂的，比如对自然的攫取，对购买的追逐，对个人时间的剥夺。这种疯狂正在加速许多可贵的东西的毁灭，而它们带来的焦灼情绪又在直接地、时时刻刻地毁灭着人们当下的生活，使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污染了的垃圾场和一个被焦虑烘烤着的火炉，人们在追逐商品和变成商品的同时将自己变得多么单调苍白啊。“现在简单了”，广告如是说。是的，人们简单到了只剩下物质追逐，丰富人生过程的多样滋味被取消了，人们成了“单面人”（马尔库塞），单面人也叫单向度的人，换言之，则是没头没脑只管爬向无尽欲望的生物，这已带有某种虫子的活动特性。看看今日官场、商场，你能说那种人变虫、虫压人的荒谬就绝迹了吗？对照卡夫卡的小说，你能说蒲松龄的写作中，就没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的气质吗？我们即便说蒲松龄未必能如卡夫卡那样，对人变成虫后的主体感受予以内在的表现，比如《促织》中写成名儿子复苏后“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却未他展示生性为人、形体变虫的内心冲突，但成名在寻虫过程中的百千折磨，万般痛苦，却也写尽了作为人而不得不像虫一样苟活的鄙状。正是这种表现，让我们震惊于专制对人性的巨大摧残，唤醒着我们或许已蜷缩在灵魂深处的人性。因此，我们得时常问问自己——
做人，还是做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