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瓶梅人物解密：千户西门庆实指大明正德皇帝
西门庆在山东清河县里作威作福，煞是神气，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千户提刑官而已。潘金莲说得好：“你是衙门里千户，便怎的？无故（过）只是个破纱帽，债壳子穷官罢了！”比起朝中大官如高杨董蔡、太尉朱勔等人来，恐怕相差还有一大截呢！且看第七十回所写的“太尉的富贵”：
赫赫公堂，昼长铃索静；潭潭相府，漏定戟杖齐。林花散彩赛长春，帘影垂虹光不夜。
芬芬馥馥，獭髓新调百和香；隐隐层层，龙纹大篆千金鼎。被拥半床翡翠，枕欹八宝珊瑚。时闻浪珮玉叮咚，待看传灯金错落。虎符玉节，门庭甲仗生寒；象板银筝，磈礧排场热闹。终朝谒见，无非公子王孙；逐岁追游，尽是侯门戚里。雪儿歌发，惊闻丽曲三千；云母屏开，忽见金钗十二……
这段骈文，把“卖官鬻狱，贿赂公行”的朝中大臣们的豪华奢侈描画得淋漓尽致！他们生活之糜烂，当然十倍于西门庆之流。事实上，不要说这些大官儿，就是那些太监也荒唐得可怕。这些阉竖，竟然也要赶时髦，玩女人。李瓶儿名义是花子虚的老婆，但实际上被她的叔公花公公长期霸占，花子虚等闲沾不着身。那些妓女们就非常讨厌这批“内相公公”来胡闹：
桂姐道：“刘公公还好，那薛公公惯顽，把人掐拧的魂也没了。”月娘道：“左右是个内官家，又没什么，随他摆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说的好，乞他奈何的人慌。”（第三十二回）
统治集团如此荒淫无耻，下层百姓命运如何呢？西门庆生药铺里的傅伙计月薪只有二两银子（第九回），更有不少穷苦的人们不能不卖儿鬻女。第三十七回写道：“南首赵嫂儿家有个十三岁的孩子”，“只要四两银子”，就卖给王六儿当丫头。稍好一点的身价也只值六两（秋菊）、五两（小玉）而已。穷人家女儿“插定”（即订婚）送礼，只是“四块黄米面枣儿糕、两块糖、几个艾窝窝”（第七回）而已！这真是天上地下，霄壤之别。
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对于这种贫富的悬殊，社会的对立，作者意识到了，因而小说致力于暴露时，注意在社会对抗的背景中加以展现。诚然，这部小说的重点是暴露统治阶级的恶，其锋芒也触及到了那些被腐蚀了心灵的下层群众和完全堕落了的奴才，但这决不是说作者眼里的世界全是污浊，心中根本没有人民，而是往往以同情的笔触去表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反抗。他在抨击皇帝、朝臣及“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时，就为“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发出哀叹之声，并直接歌颂宋江一类专打不平的“强盗”（第三十回）。小说中难得的正面人物武松，最后也跟随宋江上梁山去了。第二十七回在引用《水浒》中同样引用的“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黍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这首鲜明地表现社会对立的诗歌之前，还多了一段两类“三等人”的议论。作者认为，人世间有一类是“怕热”的田间农夫、经商客旅、塞上战士，另一类是“不怕热”的宫内帝后、羽士禅僧和王侯贵戚、富室名家。这里且各择一等，以观作者的态度：
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田舍间农夫，每日耕田迈垅，扶犁把耙，趁王苗二税，纳仓廪余粮，到了那三伏时节，田中无雨，心中一似火烧。
……王侯贵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凉亭，终朝风轩水阁。虾须编成帘幕，鲛绡织成帐幔，茉莉结就的香球吊挂。云母床上，铺着那水纹凉簟；鸳鸯珊枕，四面挠起风车来。那旁边水盆内，浸着沉李浮瓜、红菱雪藕、杨梅橄榄、婆白鸡头。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在旁花打扇。
在这里，作者客观上揭示了社会的对立，并明显地站在同情“怕热”的三等被统治者的立场上。作者的这种思想感情还反映在描写西门庆的家人时，对仆人来旺、宋惠莲夫妇、丫鬟秋菊，乃至小妾孙雪娥这些人的苦难遭遇也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还能使人觉得，如武松那样，“上梁山为盗去”，跟随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正是一条可走的道路。
《金瓶梅》这样描写社会，无疑在客观上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明王朝到万历时期，急剧走向衰落。由于当时明神宗的昏庸荒怠，以致佞幸擅权，内阁纷争，上为结党营私，下竞夤缘钻刺，吏治败坏，贪污成风。统治集团过着越来越荒淫无耻的生活，广大人民则日益贫困。
于是，柔者转死沟壑，强者揭竿起义，全国爆发了“民变”数十起。这样的现实，正如屠隆在《奉杨太宰书》中所说：
隆窃思此时，国本未定（按：指建储之争，参见本书《明神宗与〈金瓶梅〉》篇），朝议多端，宗室失所，边防懈弛，吏治粉饰，官守贪污，人情倾仄，俗尚浮夸，费用太繁，征求颇急，闾阎空虚，黔首痼瘵。又如，以灾情事，大有可虞！夫天下仳离，则治平继之；治平之后，所继养复治平矣！
火山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不到三十年，张献忠、李自成的起义，终于席卷了《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有人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话是有相当道理的。
《金瓶梅》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所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用当时谢肇淛的话来说，“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都达到了“穷极境象，駴意快心”的地步，不少都可作为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史料来加以引用，这里无法一一罗列，只能抓其一纲而不举其目了。
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第四十八回）
这里所开列的罪状，条条确凿。可是这件事先由西门庆“打点”了蔡京，再由蔡京去迷惑皇帝，闹到最后，圣旨下来，曾御史受到了处罚，而西门庆却得到了嘉奖：
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咸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
于此可见，西门庆一流“赃官污吏、豪恶刁民”的最高后台就是皇帝。《金瓶梅》就是这样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的统治机器，正是皇帝通过朝中高杨童蔡“四个奸党”来层层控制、培植和组装起来的，因而这个社会腐败势力的总后台就是皇帝。
《金瓶梅》中的皇帝不仅是打击正义、扶植邪恶的总后台，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贪财好色的恶棍。他为了满足私欲，营建艮狱，差人“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搞得“官吏倒悬，民不聊生”，“公私困极，莫此为甚”（第六十五回），而他因这一己之欲得到了满足，就“朕心加悦”，大加封赠，蔡京、朱勔等一大批奉承他的大小官员都升官进爵（第七十回）。第七十一回，写皇帝临朝，百官叩拜，仗卫庄严，用了八九百字的骈俪文词来写这皇帝，开始时说“这帝皇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似讽似颂地用了一套浮文滥调，接着就直点了他的真面目：“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不错，西门庆一流的总后台，只能是孟商王、陈后主一路货色！
《金瓶梅》将暴露社会黑暗的焦点集中到皇帝身上，是抓住了腐朽的封建政治的要害的。封建政治的最大祸害，就是“朕即国家”，专制独断，毫无民主。假如皇帝是个昏庸无道之主，那政治就不可能有清正光明之日。而且，上行下效，层层污染，必将毒化整个世界。然而，这个使中国社会长期黑暗、腐败的根子，就是不准人们去挖，去碰。欺君罔上，就罪该万死，更何况去直接诋毁、大胆痛骂呢！早在明初成祖时，就下过一道禁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如今，《金瓶梅》竟敢冒风险，抓要害，批逆鳞，怎不令人赞叹！更何况，这部小说所骂的皇帝并不只是宋徽宗这只“死老虎”，而是针对着现实中的“活老虎”呢！
明朝君王之贪淫，实为空前
还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们就从这部“秽书”中嗅出了它的政治讽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得比较明确，认为这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在《与董思白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跋语一开头就说：
“盖有所刺也。”看来，万历间的第一批读者心里大都明白，《金瓶梅》并不只是一部“秽书”，而是有其现实政治意义的。其矛头指向谁？他们躲躲闪闪的言词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是否涉及到地位高于严嵩、陶仲文、陆炳之流的最高统治者？
明朝君王之贪淫，实为空前。成化时，万贵妃宠冠后宫，群小皆凭以竞进，方士胡僧等纷纷以献房中秘方骤贵，一时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武宗、世宗、穆宗衣钵相传，多信媚药，淫乐无度，以至佞幸进献成风。其中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认为《金瓶梅》所影射的陶仲文，即世宗时进“红铅”得幸：“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宫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死时才三十六岁，不比差不多同样致死的西门庆多活几年。接下来就是《金瓶梅》出现的万历朝。神宗之好淫，比之乃祖有过之无不及。据记载，万历十二年，他一次就扩充了宫女九十七人。他幸御嫔妃嫌无味，犹试男宠：“选垂髫内之慧且丽者十余曹”，与之“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万历野获编》）。大臣们接二连三地“进无欲之训”，劝他“嗜欲以节”，但这位恋色成性、淫欲过度，以致不时“动火头眩”、气虚体弱的皇帝根本不听，后来发展到终年不接朝臣，日处深宫荒淫。夏日，于明月高悬之夜，令宫女以轻罗团扇争扑流萤。若流萤落在某女簪上，则是夜幸之。故宫女争以香水洒于簪上，以盼流萤光顾。冬天，则于洛殿大池，注满香汤，挑柔肌雪肤的宫女同浴于池，效“鸳鸯之会”。至于春秋之淫乐，更别出名目，不言可知。皇帝如此耽于女色，不但整个社会淫风大炽，而且直接给朝廷政治带来了危害。万历十四年后，正是由于神宗迷恋“情色”、宠幸郑贵妃而萌发废长立幼、动摇“国本”的念头，于是围绕着册立东宫问题，引起了一场震动朝廷、长达十几年的异常激烈的斗争。在万历二十年《金瓶梅》成书前后，正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高潮。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本来，神宗的王皇后没有生孩子。万历十年，神宗私幸慈宁宫宫女王氏后得长子常洛。这位王氏宫女的年龄比神宗大，神宗只是一时高兴，竟有了孕，要不是太后抱孙心切，神宗还不一定认账。迫于母命，神宗于四月册封王氏为恭妃，八月就生下了这个一生倒霉的常洛。十四年正月，最得宠的郑氏生了皇三子常洵（第二子一岁夭折），二月即册封为贵妃，名位竟在恭妃之上。这时，长子常洛已五岁，皇帝毫无册立东宫的迹象，于是朝廷内外纷纷怀疑将立三子，当时的宰相申时行等人连续两次联名上疏恳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皇帝的答复是稍待二三年，敷衍了过去。接着，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强调正名定分，并明确指出当“首进恭妃，次及贵妃”。这下触怒了神宗，说：“恶彼疑朕立幼废长。”这正是不打自招。应麟就此被谪为山西广昌县典史。但这件事让太后不大高兴。一天，帝入侍，太后问起此事，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这是因为内廷呼宫女为都人，太后亦宫女出身。正因此，神宗虽欲立三子为太子而有碍于太后名分，不敢断然废长子。他内心充满矛盾，臣子们又不断上疏，指斥宫闱，这使他十分恼火，形成了“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明史·福王常洵传》）的恶性循环。
每年总有几位不怕死的臣子上疏册立太子，随着的就是降职、罢官、打屁股。其中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规劝皇帝戒除酒色财气四病。关于色，他就这样说皇帝，“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悬，此其病在恋色也”。疏文最后，特地附“酒箴”、“色箴”、“财箴”、“气箴”四箴以献。这篇四箴疏，可以说是对神宗全面而严厉的批评，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册立太子的事一直闹到万历十八年，皇帝总算答应“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册立”。可是反复无常的神宗，后来发了一次火，又改为二十一年举行。二十一年到了，又变卦了，说再等几年。于是天下大哗，廷臣谏章日数上，力请追还前议。闹到二十二年二月，才让十三岁的常洛出阁讲学，于是臣心稍安，一股“争国本”的浪头趋向低潮，但也时有催请册立、触怒皇帝之事，一直折腾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才草草完成了册立之礼。《金瓶梅》的作者，假如卷入了“国本”之争的漩涡，甚至是因此事牵连而被迫去国如屠隆者，难道不会很自然地将此事反映到小说中去吗？
明神宗贪淫固然十分突出，而“酒色财气”中的另外三病也相当严重。雒于仁所陈四箴，完全基于事实。请看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抗疏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就此一例，即可见其酒、气两端。至于神宗之贪，也实惊人。现代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评这位皇帝曰：“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明清史讲义》）。《金瓶梅》的作者，作为这样一个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而又追求作品有所“寄意”的小说家，难道对此能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吗？
西门庆式的正德皇帝轰动天下的“册立东宫”事件
事实上，当时轰动天下的“册立东宫”事件，在《金瓶梅》中是有所反映的。第八十七回写武松到安平寨去时，“不想路上听见太子立东宫，郊天大赦”。第八十八回陈经济的母亲张氏也说：“喜者，如今且喜朝迁册立东宫，郊天大赦。”显然，这是小说作者在万历二十、二十一年左右创作时，受到当时盛传皇帝要册立太子的时代浪潮冲击后，不自觉地表现于笔下的。此外，在第六十五回山东两司八府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名：陈四箴。在他前面还有一个“何其高”。
这两个寓意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是把雒于仁陈四箴以及其他人为册立太子之事几次三番地谏诤于廷的事放在心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与当时的历史并非无关，作者对当时时政也没有无动于衷。假如再进一步联系小说卷首特意附上一组批判酒色财气的《四贪词》，编进项羽“只因宠着一个妇人”而毁了霸业和刘邦“只因也宠着个妇人”而想废嫡立庶的故事，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整部作品对“四贪”的批判，特别是对贪恋情色的鞭挞，是有的放矢，寓意深长的。正如欣欣子序言所说：“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当然，《金瓶梅》惩淫色、戒四贪的客观意义和主观创作意图，都不一定仅仅是针对神宗之荒怠，西门庆式死去的武宗、穆宗一类或许也是作者心目中鞭挞的对象。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部小说包含着“指斥时事”、讥刺君王的重要因素。这部有名的“淫书”，也正是一部具有相当现实政治意义的“有为之作”。写淫与讽政的统一，也遂使这部小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奇书”。
情色：人性中最有诱惑力，因而也是最有危险性的东西
《金瓶梅》的开头很特别，前面先引了一组《四贪词》，对酒、色、财、气四病作了一番批判性的咏叹，如咏“色”云：
休爱绿髩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接着的“入话”，又把四病中的一病“色”突出出来，强调“情色二字”，“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崇祯本虽然对开头作了改动，但其“引子”的核心还是从酒色财气“四箴”入手，并加上批语曰：“一部炎凉景况，尽此数语中。”的确，整部小说就是在这种对于人性弱点的思考的基础上层层展开的。
“人性”问题早就为我国先秦的哲学思想家们所注意。人性是善还是恶，或者无善无不善，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呢？哲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论争自然会影响文学家的头脑，迟早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从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看，其描写对象从神到人是一个进步；从超人到凡人又是一个进步；再到侧重于刻画人情，探讨人性，又是一个进步。当然，这种进步，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较早得到了反映。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错认尸》一篇，其入话诗就道出了宗旨：“世事纷纷难意陈，知机端不误终身。若论破国亡家者，尽是贪花恋色人。”把一切祸害的根源归结于人类常犯之病：“贪花恋色”。在正文中，又说“只因酒色财和气，断送堂堂六尺躯”，扩大为四病。事实上，酒色财气在我国古代普遍认为是人性的弱点，是常人易得的病证。早在《战国策》卷二十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章中，就提到酒色等四者“足以亡其国”的观点；至后汉时，有人曾以“酒色财”作为三戒；到了元明时期，酒色财气四戒已在词曲小说中普遍出现，且在这四字中，往往特别强调“那色字利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瓶梅》即在此基础上，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整部作品的构思立足在暴露人性中的“酒色财气”四病上。
由于《金瓶梅》集中暴露了由酒色财气带来的罪恶，故人们往往会引起误解，认为其作者即是“性恶论”者，将人生的本原看作恶，是酒色财气。其实不然。假如说他的人性论接近谁的观点的话，那还是比较接近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或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金瓶梅》的作者并不认为人人都必定有酒色财气之病，病就病在“贪”上，过度上。即以色论，告子曰：“食色性也。”饮食和男女是人性所固有的。因此，《金瓶梅》的作者并不否定男女的情欲。只是根据传统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欲望非常容易导致过分的贪求，而这种过分的贪求必将招致罪恶。西门庆、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两个男女贪淫的首恶。他们贪淫的结果，就是败风纪，毁人伦，乃至谋财害命，最后也毁了自己。再看李瓶儿，她漂亮、温顺、善良，作者对她多少有点同情，但最终还是把她当作“淫妇”来加以批判，因为她确实失之于贪淫。当初，李瓶儿嫁给花子虚后，并没有过着正常的夫妇生活，这是由于她的叔公花太监似乎占有了她，故李瓶儿与他丈夫“另一间房里睡着”。花子虚无可奈何，“每日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第十七回）。这就养成花子虚即使在花公公死后也长期在外宿娼，“整三五夜不归家”，气得李瓶儿一身病痛。后嫁给蒋竹山，原想把他“当块肉儿”，但结果是个“腰里无力”的“中看不中吃的蜡枪头、死王八”，也使她“不称其意”（第十九回）。相比之下，西门庆的“狂风骤雨”满足了她渴求的欲望，所以她几次说道：“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第十九回）李瓶儿就是贪求这“医奴的药”，使她违反了当时的社会秩序，狂热地追求西门庆，以致一时间变得心狠手辣，气死了花子虚，逼走了蒋竹山，几乎完全成了两个人。最后，她终于也被这“医奴的药”种下了病根，因经期与西门庆交欢而“精冲了血管”（第六十一回），再加上被潘金莲“气恼”就“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而亡。这正如张竹坡所说的，写李瓶儿“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总之，《金瓶梅》的作者要批判的不是人性的本身，而是人性的弱点，即人性中容易导致过分之求的倾向。这里，酒色财气，特别是情色，就是作者认为人性中最有诱惑力，因而也是最有危险性的东西。
人性罪恶的源头正是在“上”而不在“下”
《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批判人性的弱点时，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论，他往往强调“贵贱一般，今古皆然”（第一回），但在具体描写中，这种人性的弱点在各人身上又表现得千差万别。比如贪财，蔡太师的受贿，西门庆的奸取，乃至王六儿等的“借色求财”（张竹坡语），贪财则如一，表现各有别。而且，《金瓶梅》的作者或许受了告子的影响，并不认为人性的弱点之所以成病是先天的，而是被后天社会环境熏染成的。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告子》上）人性犹如杞柳，可以编成各种不同的器具。或者说，人性好像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引导不同，发展就不同。潘金莲之所以成为荡妇，就是因为从小被卖在王招宣府家学歌学舞，学“描眉画眼，弄粉涂朱”，学“一腔机诈，丧廉寡耻”。张竹坡说：“使当日王招宣府家，男敦义礼，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为贞女。”的确，环境对潘金莲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至于西门庆，出生在一个破落户财主家，从小是个浮浪子弟，“在三街两巷游串”，惯于寻花问柳，也就逐渐使他好色成性。《金瓶梅》的作者在揭示环境对人的影响时，又十分强调“上行下效”，把恶的源头归于上层，指向统治阶级。这也正如张竹坡在《读法》中说的那样：“西门止知贪滥无厌，不知其左右亲随，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风。”如第七十八回，写到其亲信玳安刚侍候西门庆从贲四嫂屋里出来，自己就紧接着进去“睡了一宿”。于此，词话本的作者点明：
看官听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仆，皆效尤而行。
因此，我们说《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酒色财气等人性的弱点时，尽管有把它们当作人类共性的倾向，但同时又把它们表现得各有个性，他还朦胧地感觉到：这种人性的弱点具有“上”“下”之分，而其罪恶的源头正是在“上”而不在“下”。请问：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对于“人性”问题作如此暴露并作如此思考的，能有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