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第一支女子探险队首次穿越省内的原始森林，这样重大的事件，当地媒体、中央驻本地媒体都要跟踪采访，连广州也有媒体特派记者前来报导。
背着20公斤的帐篷和食物，女队员们手脚并用地在茫茫丛林里高一脚低一脚地攀爬，我们记者绝不比她们轻松，因为我们得不断跑后跑后，哪里有事就向哪里冲。有人说，记者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们一边希望队员们都能平安经过考验，却又期望出现一点意外。
傍晚时分，所有人员全部到达一号宿营地，一帮记者却仍在窜来窜去地搜寻新闻。写稿时，大家还是感觉采访到的内容有些平。就在我们摇头叹息的时候，一个帐篷里突然传来女队员的尖叫声。一帮记者立即一跃而起朝那个帐篷奔去。
帐篷外已围着一大帮人。一个女队员大叫医生，几个女队员向帐篷里递毛巾、开水等物。有男记者想进帐篷里去看，却被挡在了门外。我们被告知：一个女队员正来例假，因运动量过大而出现血崩，一时无法止血，情况非常危险。随队医生很快赶来，搭起架子输液，注射药水止血。意外情况真的出现了！这应该是探险活动中一个很好的“花边”新闻。有些记者立即开始打探这位女队员的姓名、背景，广州过来的记者则拿出相机抓拍镜头，还试图将相机伸进帐篷里抢拍，她这一举动不仅遭到女队员的反对，海南这边的记者，也有几位出面阻拦。当晚，我与广州的记者同住一个帐篷。睡觉前，广州的记者非常吃惊地问我：“你们海南记者怎么会这样，自己不想挖新闻，还去阻拦别人。”我知道，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你们不够格做个好记者。但我觉得，我们却是好人。
对这一段意外，我后来没做报道。这个意外，对那位女队员，不仅是一种痛，更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羞。我不能拿别人的羞与痛来娱乐读者。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新闻”事件，我也许不是一个好记者，但我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我觉得，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当任何职业的道德与做人的道德相冲突时，做好一个“人”远比做好一个“职业人”更重要。
好人与好记者之间的矛盾时常困扰着我。那年高考前夕，“非典”正闹得凶，教育厅一时成为热门部门。每天下午，我就像上班一样，准时出现在教育厅办公室。到达之后，我只问问有什么新消息，然后等待。另一家报社的一位女记者则是另一种行事风格：一等办公室没人，立即在每一个办公桌上乱翻乱找，有时，真能找出一些小料来。一段时间之后，教育厅烦透了那位女记者，一见她来立即收集桌上的文件，还将我作为样板推出：你们学学人家醒着，他那样才是好同志！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办公室主任刚夸完了我，又将那位女记批评了一通。然后出门有事。这时，一所学校打来电话（平时他们忙，也让我接接电话的），问教育厅有没有收他们的传真。我放下电话就在一大堆传真文件里找起来。正在这时，那位办公室主任回来，见我也在搜寻材料，不禁非常伤心地说：刚树了个榜样，怎么你也禁不住考验。说这话时，我看得出他真的是满脸伤心。我将电话和找出的传真交给他，让他与学校通话。通完话，这位主任的脸色也开朗起来。因为他明白，他没有看错我。我确实是个“好人”。我知道，从记者职业精神来说，我比那位记者差了很远，但从做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我还真是一位“好同志”。
不知道，好人与好记者，有时是不是非得是鱼与熊掌的关系。而我，始终无法发扬“狗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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