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霖说金瓶梅

    这一百回的故事，主要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西门庆在这里显然是个中心人物。他虽然于第七十九回贪欲丧命，但后二十一回的戏还是与他紧相关联，使人时时看到他的影子。他是一个恶的代表。作为他的接班人有三个：第一个是女婿陈经济，轻佻油滑，偷花老手，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后被人一刀结果了年轻的性命，比西门庆死得更惨；第二个是张二官，作者用虚笔隐写，交代了西门庆身后活跃在清河县的又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第三个是玳安，原是西门庆的亲随，后改名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西门小员外。他是零落的西门家财产的继承人，又作为善良的吴月娘的依托者而存在着。

    吴月娘作为西门庆的正妻，是西门家的女主人，又是个贯串全书的人物。但是，她不是小说中的第一女主角，只是作为平日“好善看经”的正经女人而与一批“淫妇”们相对存在着。小说的女主角是金、瓶、梅。金、瓶、梅三人之中又以金为第一女主角。《金瓶梅》从《水浒传》中借出一支，这一支就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小说一开场，就接连用了几乎十回的篇幅（中间插入孟玉楼事）渲染潘金莲。之后，在西门庆家妻妾争风的漩涡中，她始终是个中心人物。李瓶儿就是她争宠的主要对手，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也极重。前于李瓶儿的宋惠莲及后于李瓶儿的如意儿，都可以说是她的影子。而春梅则是潘金莲的帮手，潘金莲死后她就是潘的继续。围绕着金、瓶、梅三“淫妇”，西门家里还有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三妾和王六儿、贲四嫂等仆妇丫头，或善或淫，多方陪衬，致使全书波澜迭起，人物各异而引人入胜。

    《金瓶梅》由西门一家而写及清河县的好几户人家。这里有大户官家如西门庆的同僚夏提刑一家、潘金莲的出生地王招宣府林太太一家，春梅的归宿处周守备一家以及乔大户、张大户、何千户等家；下及帮闲篾片有应伯爵、花子虚为首的十兄弟；卖笑妓女则有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为代表的娘儿们；此外，尼姑、道士、算命、卜卦者流，媒婆、医者、工匠、商贩之徒，多方描绘，相互联系，真是由西门一家写及了全县。

    不仅如此，《金瓶梅》还通过“晋京祝寿”、“结交状元”、“受赃枉法”、“工完升级”、“引奏朝仪”等情节，涉及了以蔡京为代表的权奸、皇帝主宰着一切的朝廷和整个天下。

    一部《金瓶梅》就是这样由小及大，千姿百态。其主旋律是什么呢？曰：暴露。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将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就是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着“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有人说，《红楼梦》中除了一对石狮子外，再也没有干净的了。这话说得未免过分。大观园中的主人公们还在为取得自以为干净的东西挣扎着。而一部《金瓶梅》，除了如武松、曾孝序、王杏庵等毫不重要的配角身上闪烁着一星正义的火花之外，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的。《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面当时社会的镜子。面对着这面镜子，不能不令人惊，令人叹，令人哀，令人怒，令人迫切希望彻底改变这样的现实。当然，在暴露时也淌出了诸如“说淫话”之类卑鄙龌龊的污泥浊水。对此，则请读者诸君切勿戴着“黄色”眼镜来看，而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记着“东吴弄珠客”序言中的一句话：“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西门庆登场时，作者对他有这样一番介绍：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第二回）

    这里就点明了这个“浮浪子弟”近来“发迹”以致“满县人都惧怕他”的两大法宝：一曰钱，二曰官。他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于是乎，他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反而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可见，腐烂的官场正是孕育西门庆一类暴发户的强化剂和纵容他横行不法的保护伞，而西门庆的暴发暴亡也正深刻地暴露了那座黑暗透顶的统治机器！

    西门庆“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被他一手残害的人命就有好几条。他一上场，就图谋奸占潘金莲，从而毒杀武大郎；接着又勾引李瓶儿，气死义弟花子虚；后又凭借权势，把李瓶儿的第二个丈夫蒋竹山打得皮开肉绽，置之死地而后快。他霸占仆妇宋惠莲，又要陷害其夫来旺使之横遭充军之罪，迫使惠莲自缢身死；而当惠莲的父亲宋仁“叫起冤屈来”，又被西门庆活活整死：

    这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听了心中大怒，骂道：“这少死光棍，这等可恶！”即令小厮：“请你姐夫来写帖儿。”就差来兴儿送与正堂李知县，随即差了两个公人，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的顺腿淋漓鲜血，写了一纸供案，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并责令地方火甲，跟同西门庆家人，即将尸烧化讫来回话。那宋仁打的两腿棒疮，归家着了重气，害了一场时疫，不上几日，呜呼哀哉死了。正是……有诗为证：

    县官贪污更堪嗟，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为女归阴路，致死冤魂塞满衙。

    一部《金瓶梅》，正是“冤魂塞满衙”！一个西门庆，害了好几条人命，不但逍遥法外，而且仍官运亨通，并颇有讽刺意味地当上了执掌刑狱的理刑官。“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一旦有权在手，他也就更贪婪地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包庇别人谋财害命。苗青杀主，罪该论死，而西门庆受贿后，一手包天，竟让他顺当地回家进一步侵夺主人的家产，霸占主人的妻妾。这等“赃迹显著”，何人不晓？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奏了一本，可西门庆用“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打点了蔡京，结果受到惩罚的反而是曾孝序：被罢官流放，“窜于岭表”。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王法？有什么天理？

    官僚机器何以如此腐败？这是由于组成这架机器的成员都是由私利联系起来的。西门庆原是“一介乡民”，怎么会被太师蔡京一眼看中，平地选拔为“山东理刑副千户”呢？原来是金钱打动了蔡京的心。一手交钱，一手卖官，这笔生意就是在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吴主管给蔡京送礼时做成的：

    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与吴主管各捧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如何不喜？……太师因问来保道：“礼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札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

    再看西门庆与蔡蕴的勾结也十分典型。蔡蕴乘着宋代无休无止的党派之争的空子，侥幸得到了论才学本不该得到的“状元”的桂冠。于是一头倒在蔡京的脚下，“做了假子”。他回家省亲，路经山东时，又得到太师管家翟谦的特别关照。于是乎，西门庆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新科状元，临行又送了他“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使得这位蔡状元连声说：“此情此景，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第三十六回）这可以说是两人间的初步勾搭。不久，蔡蕴点了两淮巡盐御史，又经山东，得到了西门庆更为隆重的接待和奢豪的馈赠。于是，蔡御史豪爽地说：“四泉（西门庆号），有甚事，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一口气答应给西门庆早支盐引一个月，让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巨额利润。接着，西门庆又请蔡御史为苗青之事，在替换曾孝序的宋御史面上“借重一言”。果然，蔡御史对宋御史说了一句“管他怎的”，就将苗青之罪一笔勾销，“放回去了”。写到这里，《金瓶梅》的作者感慨道：

    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诗单表人情之亏人处，诗曰：

    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

    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

    这里的“人情”就是“私情”，就是完全用一己之私利沟通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当时的官僚机器就是靠这种私利维系的。正如小说中所说：“功名全仗邓通成”。有了钱，就可以做官，就有了一切；为了钱，可以卖官，可以出卖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哪怕是最终为了维护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公道”，也被泛滥的私欲冲得一精二光。这样的官僚机器，还有什么政治可言？还有什么卑鄙、无耻、凶狠、毒辣的事情干不出来！

    后来，《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在书中说：“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国。然而中国四万万多人，一时那能够通统救得？因此便想到一个提纲挈领的法子”，“想把这些做官的先陶熔到一个程度，好等他们出去，整躬率物，出身加民”，于是他写了这“前半部”，“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然后再写“后半部”，“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这种愿望不能说不善良，但只是书生空议论而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深蒂固而又腐烂不堪的封建官僚机器，难道是在改良的框框里指摘指摘坏处就能解决的吗？当然，小说的作者能面对现实，指摘坏处，还是比那些昏昏然、陶陶然醉心于此道者不知高明多少倍呢！

    “功名全仗邓通成”，那么，西门庆邓通般的富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靠正当劳动挣来的吗？不，小说的作者在这里补充了一句话，叫作：“富贵必因奸巧得”。西门庆就是靠“奸巧”敛财而暴发起来的。他有一本“奸巧”致富经。

    西门庆原是商人家庭出身，父亲西门达，当年是往甘州卖绒布的（第二十五回），可能稍稍积些家财。可是到西门庆时，已是一个“破落户财主”，只靠一爿有二三个伙计的生药铺赚钱。小说开始，他接连骗娶奸拐了富有的孟玉楼和李瓶儿为妾，得到两笔颇为可观的财产。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富孀孟玉楼时，首先就说了她“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这怎么能不打动他的心？不过，这些家当比起李瓶儿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李瓶儿原是蔡太师女婿梁中书的妾，被李逵杀散时，曾带走“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后嫁了花子虚为妻，继承了“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的花太监的财产。因此，还在花子虚未死之时，一次就“开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还说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叫西门庆于夜晚打墙上偷偷运过去。“这四口描金箱柜”里装的都是无价之宝，后来西门庆做了“金吾卫副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及吴月娘“顶受五花官诰，坐七香车，做了夫人”之时（第三十回），他们所做的“官帽玉带”和以后送给蔡太师的“生辰担”，都取之于此。当李瓶儿正式嫁去时，又带去了不少私房钱。为资助西门庆扩修房子，又拿出了“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代价的东西（第十六回）。西门庆从李瓶儿那里确实发了大财。看来西门庆谋妇，固然是由于好色，但同时也在于谋财。这就难怪第十六回的回目就叫作“西门庆谋财娶妇”。这是他“奸巧”致富的第一招。

    第二招是明目张胆地吞没亲戚的家财。女婿陈经济避难投靠他家时，曾带来“许多箱笼”，还另外送了他五百两银子，都被他“收拾月娘上房来”（第十七回）。其价值可能比李瓶儿的还要多，因这里实际上包括陈家及朝中四大奸臣之一的杨戬家的赃物。第八十六回陈经济因偷金莲、春梅事发被打后，就在傅伙计面前借酒装疯，吐露真言：“老伙计，你不知道，我酒在肚里，事在心头。……我把这一屋子里老婆都刮剌了，到官里亦只是后丈母通奸，论个不应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儿休了，然后一纸状子告到官；再不，东京万寿门进一本：你家见收着我家许多金银箱笼，都是杨戬应没官赃物。好不好把你这几间业房子都抄没了，老婆便当官办卖。”后来，他在打西门大姐时又说：“你家收着俺许多箱笼，因此起的这大产业。”（第八十九回）的确，这笔横财对西门庆的发迹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招是受贿。苗青一案，西门庆受财一千七百两，就“贪赃卖官”，私放了苗青（第四十七回）。此外如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关进监狱中，也“许二千，央西门庆对蔡太师人情释放”（第二十五回）。

    第四招是放高利贷。西门庆几次借高利贷给李三、黄四做黑生意，都是“每月五分行利”。第一次借给他们一千五百两银子，黄四后来有一次拿出“四锭金镯儿来，重三十两，算一百五十之数”作利息（第四十三回）。这正如应伯爵对李三他们说的：“共捣一千两文书，一个月满破认他五十两银子。”（第四十五回）他们之间的交易，断断续续，一直做到西门庆死。历代对于重利盘剥，久有法禁。如元代至元年间，“定民间货钱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元世祖本纪》），这也重于汉代之什二，而西门庆竟以五分为息，可见其剥削之重。

    第五招是不法经商。西门庆“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第六十九回）。这个西门庆，俨然是个商业资本家。他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如那个绒线铺，就是用四百五十两贱买了一批当值五百两的绒线开张的，后来“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特别是他开的当铺，赚钱更是昏天黑地。有一次有人拿了“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来当，只兑了三十两银子，但“这屏风买的巧也得一百两银子与他，少了不肯”，更不要说再外加两架“彩画生妆，雕刻云头，十分整齐”，“吹打起来，端的声震云霄，韵惊鱼鸟”的铜鼓、铜锣等（第五十四回）。西门庆搞的长途贩运，更是想方设法买通官吏，偷逃税银。第五十九回写伙计韩道国运货回家时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云：

    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的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

    西门庆就是靠这些“奸巧”手段发财致富的。据第七十九回他临终前向吴月娘等的交待，可见其家道之盛：

    又分付：我死后，缎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货卖了，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铺本钱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叫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罢。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还我。你（指陈经济）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缎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儿们盘缠过。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本利欠我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去。到日后，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娘儿们顾揽不过来！

    这里，合起来银子总共有九万一千七百四十两。这当然不包括他家里的积货和藏银。西门庆从发迹到死，前后不过五年光景，竟然积累这么些横财！这种富，正如古人所说的是“奸富”。这种“奸富”，只能是极少数人的富。这种少数人的富，是建立在大多数从事正当劳动的人被剥削、被拐骗的基础上的富。它根本无益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只能将社会财富蛀空，使大多数人贫穷。但社会竟纵容这批蛀虫，因为就是这批只知个人私利的蛀虫主宰着社会。因而，《金瓶梅》的作者尽力描绘了西门庆之流的奸巧致富，正有力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是多么混乱，社会是多么黑暗！

    西门庆是个恶霸、官僚，还是个商人。作为商人，他是个不法的奸商，是那么的面目可憎、丑恶无比，同时又是那么的精明强干，敛财有术，作者禁不住对他流露了一丝欣羡之意。生活在市场经济活跃的晚明社会，笑笑生是不是感觉到像西门庆这样的经营理念，已经带有一些新的成分？

    显然，西门庆的经商，并不依赖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自然基础——土地。他出身在一个商家。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卖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爿生药铺。尽管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却不曾见他们两代人去买土地、收租。他的脑子里，除了升官之外，就是发财。发财的重要途径，就是用金钱作资本，去经营，去用钱生钱。小说第五十六回写到西门庆关于钱的一句“名言”：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这样看来，他的脑子里多少有点新的观念。在具体经营管理方面，尽管掺进了不少非法手段，但也有一些有效方法。这就不难使他很快就成为一个暴发户。

    西门庆经商是从他父亲的生药铺开始的，以后又开了绒线铺、解当铺等。从管理模式来看，每一个铺子都有一个主管。傅伙计傅铭，是他最信任的主管，因排行第二，人称傅二叔，生药铺就是由他负责的，后来新开的解当铺，虽是贲四分管，也由傅铭督理。绒线铺则由韩道国主管。这些主管，名义上是“伙计”，但已有点近乎现在的“经理”了。傅伙计每月就领二两银子的工资。西门庆对这些“经理”的挑选，是很费心机的。傅伙计为人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忠心耿耿，把生意做得井井有条，是西门庆经商赚钱的有力帮手。韩道国其人，尽管是个大滑头，但西门庆在挑选时，也是认真的，只是受了他的好友应伯爵的骗罢了。应伯爵曾向他推荐说，韩道国是他的老相识，有过做绒线行的经历，如今没本钱，闲在家里；又称赞他“写算皆精，行止端正”，并“再三保举”。西门庆听了应伯爵的话，还亲自目验，见他“言谈滚滚，相貌堂堂，满面春风，一团和气”，才“与他写立合同”。因此，从西门庆的主观愿望看，他对伙计的挑选是十分重视的；而且，他请这些伙计都“写立合同”，他们之间，只是雇与被雇的关系。这样的管理模式，显然不是封建式的依附关系，而是带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西门庆将店铺交给伙计们管，自己俨然是个董事长，但他不放松抓大事，抓要害。比如，账目，就是个要害。抓住了账目，则纲举目张，所有的生意一目了然，西门庆是不放手的。小说第十二回写西门庆“梳笼”了李桂姐后，在烟花寨里鬼混了半个月还不想回家，吴月娘、潘金莲都叫玳安去催他回来。玳安儿骑马到李家一看，只见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孙寡嘴、常时节众人正在那里伴着，西门庆搂着粉头欢乐饮酒。此情此景，真叫玳安不知说什么才好，想不到西门庆即使在这时，还没有忘记铺中上账一事，特别关照玳安说：“前边各项银子，叫傅二叔讨讨，等我到家算账。”玳安道：“这两日傅二叔讨了许多，等爹到家上账。”可见，在经营方面，他的头脑是何等的清醒。同时，他很会笼络人心，摆平这一班伙计们。比如，那日绒线铺新开张，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西门庆满心欢喜，晚夕收了铺面，把甘伙计、韩伙计、傅伙计、崔本、贲四、陈经济都邀来，到席上饮酒，吹打良久，可谓用心良苦。

    当然，作为一个商人，成功的关键在于熟悉行情，西门庆的精明也表现在这里。小说第十六回，写到他在李瓶儿家两个正在美处，忽然玳安儿来打门，说：“家中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许多细货，要科兑与傅二叔。只要一百两银子。押合同，约八月中找完银子。大娘使小的来，请爹家去理会此事。”此生意看来很急，也很重要，有一大笔钱可以赚。可是西门庆的态度却不急不慢，还不想就回去。这倒不只是由于他留恋李瓶儿，而是也因为他摸准了行情，所以当李瓶儿劝他“买卖要紧”回去时，他对瓶儿说：“你不知，贼蛮奴才，行市迟，货物没处发兑，才来上门脱与人。若快时，他就张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可见他对市场情况十分清楚，胸有成竹。第三十三回，又写到西门庆不失时机地收购了湖州客人何官儿的五百两丝线。由于卖家急等着要起身家去，西门庆就压价到四百五十两银子，收了这些货，趁狮子街房子空闲着，就打开两间门面，开了个绒线铺，发卖各色绒丝，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这些都可以看出西门庆作为一个商人的精明之处。

    西门庆以商人形象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角，这也是时代所造就的。本来，早在《诗经》中，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之类准商人的形象，但总体说来，直到唐五代以前，商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不太多见的。从唐五代起，可以较多地见到，但多为“配角”；宋元以后，商人逐渐上升为“主角”；而到了“《金瓶梅》”时代，西门庆竟一跃而成为名闻遐尔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中心人物，这与晚明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商业、商人与金钱的认识的变化大有关系。这不但在《金瓶梅》中，而且在许多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都有反映。商人的地位与金钱的追求在这时得到了明确而正面的肯定，对商人的敬业精神与经营能力加以赞美，乃至对于商人超越传统、甚至商业化了的**生活也予以宽容，像《二刻拍案惊奇》中就有人明确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赠芝麻识破假衫，撷草药巧偕真偶》）这就大不同于“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传统看法。《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一篇还写到如徽州这样的地方，更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小说中的主人公程宰作为一个商人，居然也有与海神女喜结良缘的福气，成为时代的宠儿。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高。由于对于商业与商人的看法起了很大变化，惟利是图、金钱崇拜也就成时代风气，像《金瓶梅》中的常时节所说的：“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恐怕是反映了一般市民的普遍心理。与此同时，对商人的敬业精神与经营能力的赞美也随处可见，如《喻世明言》名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到的蒋兴哥，为了生意，不得不远离爱妻，以至婚姻产生了曲折，这就从一个侧面赞美了商人的敬业精神。也正因为对商人的看法有了转变，对他们跋山涉水、栉风沐雨的经商生活表示同情，并由此对他们因远离家庭而容易产生的狎妓、重婚、偷情等给予宽容，甚至赞美。这就是晚明时代的风气。《金瓶梅》之所以将西门庆写成这样一个商人，多少是受了这种风气的感染。他不脱旧，但有点新。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作者对待这样一个“恶棍”，有时候的态度竟如此“暧昧”！

    富起来了，西门庆如何打发迅速积聚起来的大宗钱财呢？一方面，当然用它来上通权要，钻刺买官，下结地痞，笼络人心，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黑势力；另一方面则用来过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

    他一有钱，就扩充庭院：并了花家住宅，打开墙垣，盖造花园。其格局是七面五进，俨然一品相府的气派。这在宋御史眼里，也是“堂庑宽广，院中幽深，书画文物，极一时之盛”（第七十四回）。另外，尚有七百两银子买下的乔大户的庄院一所和其他一些零星房屋，供他任意娱乐游玩。平时的衣食住行，处处豪华奢侈，荒唐无耻。这特别表现在食与色两个方面。

    西门庆的“食”是非常考究的。《金瓶梅》在“食”字上所花的笔墨，几乎可以说与其“色”的描写旗鼓相当，这在下文将有专论，此处先略举两例以窥一斑。第一例，是家常便饭。第三十四回帮闲应伯爵替韩道国来说情，事毕，西门庆陪他在翡翠轩吃饭：

    ……说未了，酒菜齐至：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湾湾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煠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嘎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煠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门庆将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陪伯爵吃。

    这里一共十二道菜，都是一时间做出来随便招待穷兄弟的。至于摆酒宴，请贵客，更是铺张得惊人。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迎请宋、蔡两巡按时，“说不尽肴列珍羞，汤陈桃浪，酒泛金波”，还要献歌献舞，“箫韶盈耳，鼓乐喧阗”。连宋、蔡的手下人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阶下两位轿上跟从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都领下去。家人、吏书、门子人等，另在厢房中管待。”作者特别指出：“西门庆这席酒，也费勾千两金银！”当夜，宋御史临走时，“西门庆早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金银器也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送给他俩；蔡御史没有走，又叫了两个妓女陪了他一夜。生活如此奢糜，实在令人震惊!

    在“色”字方面，西门庆更是欲壑难填。他家拥妻妾六位，日夜淫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乃至私通上等人家的太太。据清代张竹坡在《杂录小引》中的统计，西门庆淫过的妇女有李娇儿（妓女—妾）、丢儿（妓女—妾，已故）、孟玉楼（妾）、潘金莲（妾）、李瓶儿（妾）、孙雪娥（婢—妾）、春梅（婢）、迎春（婢）、绣春（婢）、兰香（婢）、宋惠莲（仆妇）、惠元（仆妇）、王六儿（仆妇）、贲四嫂（仆妇）、如意儿（仆）、林太太、李桂姐（妓）、吴银儿（妓）、郑爱月（妓）等，此外还有一些“养外宅”的妇女及男宠。这正如潘金莲说的，是“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要耍遍了罢!”（第六十一回）当然，西门庆在玩弄这些女性时，往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他去梳笼李桂姐，一次就用了五十两银子，还要外加四套衣服等（第十五回），就是与王六儿、宋惠莲、贲四嫂等仆妇苟且，几乎每次也要“掏出五六两一包碎银子，又是两对金头簪儿”之类“递与妇人”（第七十七回）。可以说，除了倒贴的李瓶儿之外，西门庆的“淫”，都是建筑在钱的基础上的。

    西门庆发泄其兽欲时，一是毫无廉耻，二是不顾死活，三是表现了强烈的占有欲和一个性虐狂的特点。在被他淫过的妇女中，有好友的老婆（李瓶儿），义子的母亲（林太太），妻妾的侄女（李桂姐），真是人伦全无，道德丧尽。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两个月里，已被淫欲的烈火煎熬得腰酸腿疼，食欲不振，但还是靠春药强打精神，没命地往这火海中钻。他玩了妓女郑爱月之后，经她指点姘上了林太太，紧接着又刮剌上贲四嫂，与旧人王六儿、如意儿还要周旋，潘金莲更不放过他，他心里又想着姘妇林太太的儿媳、同僚何千户的娘子，“正是饿眼将穿，馋涎空咽”，不得已，就将新来的来爵儿媳妇解馋。西门庆这样贪淫乐色，却不知死之将至。当搞得神情恍惚，极度疲惫之时，还拼了命地和王六儿、潘金莲干此营生，终于油枯灯尽，一命呜呼。这个暴发户沉沦于欲海时又表现了强烈的占有欲和性虐狂的特点。在他心里，就是占有的女人越多越满足，而且要求对他越卑屈越畅快。因此，他往往并不过分讲究年轻美貌，而只要在他面前讲别人不肯讲的话，做别人不肯做的事，乃至口接尿溺，香烧玉体，弄得“险些儿丧了奴之性命”之时（第二十七回），他才感到无限的畅美。例如第七十八回写西门庆教奶妈如意儿挤乳给他吃延寿丹之后，就要她干一些十分卑贱的勾当，然后提出“要在你身上烧三炷香”。当在心口、小肚儿下等三处的“香烧到肉根前，妇人戚眉啮齿，忍其疼痛，口里颤声柔语，哼成一块，没口子叫‘达达、爹爹，罢了我了’，好难忍也”之时，这个西门庆，不但不心慈手软而“罢了”，而且还进一步追求心理上的满足，竟然教她说了以下一番话：

    西门庆便叫道：“章四儿（如意儿小名）淫妇，你是谁的老婆？”妇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门庆教与他：“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那妇人回应道：“淫妇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

    这样，如意儿即使是一个平凡的奶妈，西门庆也感到情浓乐极，其占有欲、虚荣心以及暴虐女性的心理得到了出奇的满足。当然，能刮剌上艳丽上等的太太，并使之同样低声下气，屈体相就，则更能满足这个暴发户的贪欲。因此，他虽然千方百计地想占有“灯人儿”般的王三官和何千户的娘子没有来得及成功，但总算也姘上了王三官的母亲林太太，并也在她身上烧灸了两炷香，把“这妇人一段身心”拴缚住了，这当然使他更觉无限欢喜。因为林太太毕竟是个贵夫人，她身居名门，夫家上代乃封过王的巨族，其亲家又是灸手可热的黄太尉，而今也竟然委身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功名的浮浪子弟出身的暴发户。这对西门庆来说，无疑是使他的贪欲心得到一次非份的满足。因此，这个淫棍的贪欲，实质上是在精神上的寻求刺激超过了他生理上的冲动！当然，这种心理上的刺激离不开肉体上的追逐。西门庆的确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名副其实的第一淫棍。在他的身上，充分暴露了一个市井流氓暴发成恶霸、富商、官僚的丑恶嘴脸。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固然是中心人物，但这部书的名字却是三个女性名字的组合：“金、瓶、梅”。在笑笑生的心目中，恐怕还是把它作为一部“淫妇”列传来看待的。在诸“淫妇”中，要数潘金莲最“淫”，故事也最多。小说开头，就从论“情色”出发，交代了“这一本书”的主要故事，是讲潘金莲这个“好色的妇女”“日日追欢”，最后“不免尸横刀下”，同时使“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第一回）。作者要劝诫世人的，无非就是一句话：“万恶淫为首”。自此之后，潘金莲似乎就成了古今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淫妇”。

    潘金莲之所以被称为“淫妇”第一，无非是说她不顾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既在婚外“好偷汉子”，又在家内“霸拦汉子”，性欲亢奋，行为过度，用孙雪娥对她的评价：“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里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她的“淫”，固然使她走向“恶”，走向人性的扭曲，走向犯罪的深渊，但我们不难发现：她的原欲的冲动，多少催发了一种主体独立意识的萌生，使她去极力寻找自我，主宰自己。

    潘金莲的“好偷汉子”出名是从当上武大老婆后开始的。她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是与她意识到自己的美貌和才干分不开的。她本来就长得漂亮，不要说西门庆见了她失魂落魄，就是女性见了她也赞叹不已。第九回写吴月娘定睛观看她时道：“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果然生得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更突出的是，她机变伶俐，能说会道，多才多艺，敢作敢为，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响的婆娘。”（第二回）与她的“风流伶俐”相比，其丈夫武大则猥琐无能，显然不般配。于是她强烈地感到：“他乌鸦怎配鸾凰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只是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假如她压抑自我，承认这种客观的命运，也就罢了。但潘金莲就是不想忍受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微弱个体懵懂地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她“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不过，小说真正写到她在张大户以后想偷与偷到的汉子共有五名：武松、西门庆、琴童、陈经济、王潮儿。这里多少表现了她对自我的追求与对命运的抗争。作为武大的妻子，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但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第二回）。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她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淫”是“恶”，而是对方“可意”的“性儿”。后来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其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其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以图报复。她偷琴童，就是因为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这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但确实也表现了她的反抗性。至于陈经济与她，在第十八回初遇时，“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作者说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当然，他们之间的偷情并不“清美”，谈不上有什么“民主性”，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偷琴童和后来“又把王潮儿刮剌上”（第八十六回）那样，主要出于原始的性欲。假如我们不去追究他们的偷情基础是什么，只从潘金莲独立、大胆的追求这一点来看的话，她所追求的陈经济确实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从潘金莲几次“偷情”的情况看，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不排除在异性浪子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改变自我的命运，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

    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这里不仅是个“欲”的问题，还由于“气”的驱使。她处在一个妻妾成群、等级分明的家庭里，明显地感到地位的不平等。西门庆家里的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她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她：“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而与其他众妾相比，她的排名本在后面，又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来如意儿就评论潘金莲虽然长得好模样，但由于“红白肉色儿”，比起“白净皮肉儿”的李瓶儿来，只能算是“中中儿的”（第七十五回）；更何况李瓶儿后来又生了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里寻求权利平等、追求出人头地的障碍。假如她承认这种种不平等，放弃个人应有的人身权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但潘金莲素来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落在人后，这又不能不给她平添了几分“气”。而她要平这份“气”，在这里显示出她的人生价值，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霸拦汉子”，乃至征服汉子。于是她软硬兼施，耍尽手段去勾住西门庆的魂。当然，潘金莲“霸拦汉子”最重要的武器是“好风月”，“到夜里，枕席鱼水欢娱，屈身受辱，无所不至”（第十二回），使西门庆深深地体验到“这色系子女（绝好），妙不可言”（第四回）。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子女的潘金莲在妻妾斗争的漩涡中能取胜的最重要的本钱，也是投西门庆之好的最佳路径。潘金莲就是主要靠它才得宠于西门庆。“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总算确使西门庆对她最为迷恋，用西门庆的话来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这使潘金莲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一定程度上实现她所认定的自我价值，同时也使她更加背负了“淫妇”的恶名。

    在《金瓶梅》的时代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十分艰难的。千百年来，她们长期处于一种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教条更为沉重地窒息着主体意识的独立。由于她们的生活范围受到了限制，爱情、婚姻与家庭就是人生的主要内容，因而在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过程中，情欲无疑是最活跃的催化剂。当她们的情与欲同客观世界发生矛盾时，往往也就是她们违背社会群体的规范、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潘金莲偷情也好，“霸拦汉子”也好，显然都是对社会规范的冲击，与她大胆、积极、主动的自我追求有关。她想越过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公平，而有意识地靠自己去把握自己个体的命运。她凭着自己的聪明与色相，尽管有时小遇挫折，如受到武松的一顿抢白、西门庆的一度冷落，但总的说来还是节节胜利，特别是进入西门庆家后，孙雪娥、宋惠莲、李瓶儿，一个个障碍被她扫清，就连西门庆实际上最后也成了她的玩物。在《金瓶梅》中，横行霸道的西门庆把所有的女人当作他泄欲的工具和性虐的对象，唯独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同样把西门庆及其男性当作自己需求的玩物、征服的对象。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女间的性关系早被彻底异化，两性间往往没有平等与爱情，女性只是作为性的对象或工具，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难以显现其主体的自觉。而潘金莲则不然，不但其性意识强烈而自觉，而且作为一个女性，由此而萌发的个体独立与自强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尚不多见。但在她那个社会，她的主体意识的萌发、个体价值的追求，毕竟还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她镇住丈夫，也只是利用了西门庆人性中的某一弱点，却不能控制住丈夫的全部。社会所承认的，还是夫为妻纲。西门庆真的一发火，她还得忍气吞声，甚至被脱光了衣服乖乖地准备挨马鞭子。就是在正妻吴月娘面前，她也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别人是天，她自己是地。最后也是被正妻抓住了辫子，轻易地逐出了家门，让武松用一把锐利的尖刀，剖开了这个触犯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礼与法的年青女子的胸膛，挖出了一颗强烈追求个体价值的心，让读者感觉到：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主体意识稍有觉醒的青年女子要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在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冲突中，既难以冲破社会的定势，又难以克服自我的弱点，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