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绘画艺术作品，散布世界各地，数量之富，题材之广，影响之深，早已引起美术界的重视和景仰。今天，国内外研究白石老人的著作和图录，相继编印问世，进一步扩大人们对之有较多的认识和理解，殊堪欣慰。
我在本世纪４０年代中期，出于对老人的景仰，得以结识白石老人于北平。当时，通过荣宝斋负责人王仁山和田宜生先生得到老人的延见，并按定“杨仁恺印”和“杨”字印章，均为朱文，沿用至今。５０年代初，与老人第三子良琨（号子如）及老人业师胡沁园先生之孙胡文效共事于东北博物馆（后改辽宁博物馆），在业务上与老人联系频繁，并着手征集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有计划地订购各类题材之作，有时我和良琨同去老人寓所，从旁观看挥毫。良琨先老人而逝，噩耗未敢奉告，有恐伤害老人晚年丧子之心。后来与胡文效同往，言谈极为谨慎，每当提及良琨时，则以馆中任务不得分身为对，故直到老人逝世之前，还以为三子良琨尚在人间，悲夫!我们征集老人作品动手较早，有利因素较多。每年持现金直接订画一批，同时通过琉璃厂书画古玩店铺以及到湖南湘潭老人早年从事活动过的地方访求。因此，在短短的数年之中，东北博物馆收藏齐白石老人的作品已为数可观。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６――B下午６时４０分，老人病逝于北京医院，实享年９４岁。是年老人尚有极少作品问世，自署９７岁，辽宁省博物馆就有其自署９６岁《红梅图》和９７岁《牡丹图》各一幅，台湾何恭上编《齐白石画集》（艺术图书公司出版，）中选人老人《葫芦瓜图》，则署９８岁，当是弥留时犹挥毫不已，出于笔误。总之，老人临终前几个月，精力已竭，运笔造型，往往不能随心所欲，观者一望可知，可以理解。
白石老人辞世之后，国内各种纪念活动继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尤以编印作品图录为多，研究文集次之，印谱较为普遍。随后国外也有画集出版。我和胡文效先生通力合作，就辽宁博物馆收藏老人早中晚年作品按创作年代为序，共收入７５件，其中有《石门二十四景》，为老人４８岁所画，据《自述》所云：“宣统二年（庚戌，１９１０年）我４８岁。回家（“五出五归”的最后一次）以后，自觉书底予太差，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时诗友分韵吟诗，刻烛联吟……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５２幅。朋友胡廉石把他自己住在石门附近的景色，请王仲拟了２４个题目，叫我画《石门二十四景》。我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廉石和仲言，都说我远游归来，画的境界，比以前扩展得多了。”
以上二百来字，照老人《自述》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旨趣在于它的真实性。由于画册有２４页之多，当时只能选用两页，上有老人诗友黎薇孙诗题，，主人胡廉石于５年后即１９１５年冬送来逐页补题诗章。事情经过亦见于《自述》之中。此固题外之语，对后来观者或许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正如前面所说，老人作品分布全世界，数以万计，虽然辽宁博物馆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可以征集到一批藏品，但毕竟受各方面局限，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差堪告慰者，在画册中编进《黎老夫人肖像》一幅、原画上无作者印款，后归老人第三子良琨所得，于１９４６年（岁次丙戌）冬，携至南京；适老人接受国民党大员张道藩邀请客居金陵，送请老人鉴别，于是信笔题云：
“受降后二年，丙戌冬初，儿辈良琨来金陵见予，出此像谓为谁问于予，予曰：尊像乃乃翁少年时所画，为可共患难黎丹之母胡老未人也。闻丹（字丙民）有后人，他日相逢，可归之。乱离时遗失，可感也。八十六岁齐璜白石记。”老人三行题字，解决了肖像主人及有关诸问题，惟制作年代仅为“尊像乃乃翁少年时所画”一语，却未详具体年月。按照社会上一般惯例，１８岁以下属少年期；据《自述》得知老人１８岁时还在学木工活，尚未出师。２０岁在一位雇主家无意中见到“乾隆年间翻刻《芥子园画谱》，五彩套印”。于是做雕花木匠活的花样赖以推陈出新。可是，那时并没有提到绘制肖像画。在此之前，为东道主家画的雷神之类，与肖像画判然有别。之后，二十四五岁时所作人物画，多为财神龙王一类，也非肖像。直到２６岁那一年，通过友人齐公甫之叔铁珊，在齐伯常家（铁珊之兄）拜萧芗陔为师，专学画人像。又经萧师傅介绍认识另一位画像名手文少可。他们教学认真负责，老人在短时间内很快掌握了画像技法。从此才开始为乡绅家“描容”（湘潭语），按《自述》记载：“我从萧芗陔师傅和文少可那里，学会了这行手艺，还没有给人画过……”至迟在２６岁时扔掉了花木匠斧锯钻凿，“改了行，专做画匠”，才开始绘制肖像画，以此养家活口，境遇从此得以改善。根据《自述》引文，２６岁已超过少年的上限，当进入青年时期，应无疑义。可知少年一词，并不准确，姑妄听之。
从此幅肖像的技法来看，纯属民间画师风格，也就是萧芗陔、文少可所传授的技法。如实描出女主人面貌，并施墨炭，分出明暗，追求摄影效果。衣冠坐靠和地毡等什物，亦用重彩工笔绘成，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尽管在家乡画了不少这一类肖像，流传到今天，几乎成了孤本，对研究老人艺术演进历程，诚乃宝贵之第一手材料。 我在所编《齐白石画册》时，将《黎夫人肖像》制作年代定在１８９５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前后，已是３３岁的年龄，今天再次审核，似有欠妥之处。就风格言之，不应在３０岁以后所作，应是在认真研习乃师萧芗陔及文少可传授技法之后，属民间画师传统中间的作品。因此，此作相对年代不会早于１８９２年，即３０岁以后。此时已拜胡沁园为师学工笔山水、花鸟，随后结识胡氏外甥黎丹，成为诗友，而黎母胡老夫人正是沁园先生之胞妹，前后时间，若合符节。
还可以找出与之有关的佐证材料，至关重要。在７０年代中，同仁胡文效先生病故，其家人珍藏老人作品多帧售与文物店，辽宁省博物馆再从文物店价购入藏，恰好其中有老人为乃师作《沁园夫子五十岁小像》和《师母五十岁小像》各一帧，前图作于１８９６年即光绪丙申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时年３４岁。像引首钤“长年”长方白文篆，行楷书“受业齐璜恭写”款，下钤“璜”白文方印，“白石草衣”朱文印，左下角钤作者“今是昨非”白文印。书体学何绍基一路，从其师胡沁园与陈少蕃属何氏系统。《沁园师母五十岁小像》作于１９０１年即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岁次辛丑，作者时年３９岁，署“门人齐璜恭写”款。下钤“臣璜印信”白文方印，右下角钤“延年益寿”朱文方印。字体仍如上图所书。尚无变化。按老人书体数变，先学馆阁体，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４年８年中属何绍基系统，１９０５年在北京遇李筠安，改学魏碑《爨龙颜》，已进人４３岁，所作行楷近金冬心，５０岁以后行书学李北海，而楷法仍未脱尽碑版影响。１９２６年以后，已基本定型，渗入篆刻意趣，具有一种特殊风貌，与画面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就便将胡氏夫妇肖像署款书法给以简略阐述，并涉及前后演变的轨迹，或有裨于对老人作品鉴别的参考。问题重点在于分析这两帧肖像已脱去民间画师的作风范畴。
的确是一次巧遇。经我过眼的白石老人作品，人物、花鸟、草虫、山水诸作，包括原作与印刷品在内，不下千余件，惟独肖像画见到的就此三帧，其中《黎夫人像》属民间匠师画风，显而易见，迥然有别于《胡沁园老夫子（师母）肖像》，后者已扬弃追求摄影术的明暗手法，以及对衣冠服饰等如实的刻画摹拟，代之以线描平涂，着重精神气质的琢磨。两种描绘技法，存在时间前后的差距，尽管中间相距不到数载，其画风的改变，绝非出于偶然，乃是老人放弃花木工生活前后，受《芥子园画谱》熏陶，萧芗陔、文少可的传艺，特别是得胡沁园、陈少蕃的教诲，樊樊山、王闽运的奖挹，以及当时几处诗社文会的活动，这一切对老人的气质起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原来的民间画向文人画方面转变。胡沁园夫妇两幅肖像正好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标志。
我国肖像也就是写真的传统由来很古，文献记载西汉宜帝命画工绘功臣像于麒麟阁，褒扬勋绩；东晋顾恺之画邻居美女像；唐阎立本作《历代帝王图》，追思前哲；周防、韩斡为郭子仪婿写真，品定甲乙，意存留念。宋元而后，此道延续不衰，不过渐不为士大夫所重视，几乎被排除诸画科之外。幸有元人王绎撰《画像秘诀》，使之趋于条理规范，元人刘因序云：“清苑田景延善写真，不惟极其形似，并与东坡所谓意思，朱文公所谓风神气韵之天者而得之。夫画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与天者，必至于形似之极，而后可以心会焉。”将写真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王绎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他为杨谦画小像，倪瓒补景，通过实践撰《写像秘诀》，为把写真一科在绘画艺术中争取一席之地。自明清而后，肖像明显分成所谓文野雅俗两路。根据齐白石老人前后画像，恰好代表两种不同的创作道路。趁此契机，不难理解白石老人的绘画艺术生涯，在３０岁以后，告别雕花木匠时各科技法逐渐与匠画分离，不过这分离经历了多年的锤炼。如果他后来没有陈寅恪的砥砺、切磋和启发，不可能以独具特殊的画风，鲜明的个性作品鸣世，也难以誉满中外。自然，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当今一代享高寿、负盛誉的画师，一生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结合卓越的才华而取得的丰硕果实，并非任何人都能企及之处，就在于此。
肖像画在白石老人平生绘画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所幸今天流传下来的三帧原作，确为我们研究老人绘画艺术的转折提供了科学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