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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探讨著名国画家齐白石(1864-1957)“衰年变法”时期其绘画题材、风格转变所隐含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
我们首先把齐白石和他的作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思想体系中去考察。齐白石出身于农民家庭，童年曾牧牛耕田，做过木匠；二十七岁始拜师学画，打下坚实的工笔画基础；四十岁后，七年间五出五归，画风渐变，走上石涛、八大写意花卉一派；后因家乡匪患，背井离乡，孤身避难定居北平。当时北平画坛多数画家认为他的绘画笔墨“粗野”，戏称其作品是“野狐禅”。他听信陈师曾先生的劝告，改变画风，独创红花墨叶的双色花卉与浓淡几笔虾、蟹、草虫，时人称为“衰年变法”。
齐白石潜心学习、多年追求后才脱去民间画风而倾心于石涛、八大的冷逸风格，何以不被接受遭到冷遇呢？当时的北平画坛，摹古之风甚浓，一些人面对素绢“以古人为师，离开古人不敢着笔”，以临摹仿古为能事，以笔笔有来历、有出处相标榜。而齐白石毕竟不是遗民石涛或八大。“农夫”是他本质的一个侧面，泥土的芳香、菜根的味道，汇流在他的肺俯之中（刘曦林语）。他学青藤、雪个、大涤子，虽可形似，却仍有隔靴搔痒、形同情异，故意提高“人格”之嫌。那些传统派画家当然瞧他不起。这其间地域之见、门户之见有之，但并非仅仅如此。
对艺术的评判，不可能完全客观或主观。任何艺术作品和流派都得用现时的观点和流行的标准去解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眼光评判艺术家的劳动。当艺术家与观赏者的目的一致时，作品才能引起观者的兴趣和认可。随着原有的一些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常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已被接受的形式加以更新；一种则是对于这种改变不断地加以抵制。齐白石选择了前者。然而，要动摇一种根深蒂固的艺术传统，要造成艺术趣味的变化，还需要造就一批新的观众。20年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恰恰具备了这些条件：清王朝的覆灭，昭示着封建统治的崩溃。石涛、八大那种傲岸不羁、狂怪抑郁的绘画，随之失去了其固有的嘲讽对象和欣赏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的科学、民主、进步的大旗，又使传统文人画那种似有逃避现实的纯享乐审美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基础。从世界范围内看，艺术关心社会发展、关心人生命运，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可以说是社会和时代为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拓展了生存空间。齐白石因此能够对传统中国画施行解构，予以重建。
一件艺术品即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它常常给予我们一种对生活的解释，使我们能够客观地对待浑沌的事物，更好地与生活周旋。这便是艺术使人心悦诚服的意义所在。一件艺术品常被喻为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我们窥测到艺术家的深层心理，甚至是艺术家本人都没有明显意识到的潜意识。从题材、内容上看，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绘画，遗弃了传统文人画表达作者自身雅逸、清高的描绘对象，并反其道而行之，将被传统文人视为粗野的乡村瓜果菜蔬、蝈蝈、蝗虫乃至筢犁、锄头等等拿来入画。何也？此前他学石涛、八大，竭力追求“大雅”，竭力将自己妆扮成文人画家，但是不被承认。现在他索性放弃那种追求，揭去面纱，不仅不向脸上抹粉涂脂，反而镌刻“农民”二字于面颊之上，反“雅”为“俗”，彻底抛弃狭隘的小农意识，不但不以农民出身自卑，反以农村赋予他的特殊的视角及朴实的语言，描绘自己熟知，而为传统文人、城市市民感到新鲜的题材和内容，仿佛是将深山中的千年古泉用他湘潭老家的竹管引入北平，点点滴滴给人们送来醇美心醉的天然甘露。
从另一方面来看，齐白石避难北平是迫于家乡匪患。这位穿着粗布衣袍的农村木匠对城市的感觉是异样的。环境或许不错，却不属于他。他的心、他的根在另一个地方。不那么容易融入眼前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齐白石始终是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保留着农民的气息。在本质上他是孤独的。北平的文人圈他无法介入，仅廖廖可数的几位友人偶有往来。他的身边虽有胡氏磨墨理纸，但毕竟二人相差近四十岁，生活经历悬殊。齐白石对家乡的思念，对他“借山吟馆”的向往，对父母、儿女的牵挂乃至对他侍养过的蚱蜢、蟋蟀、蜻蜓、螳螂等等都怀有深深的依恋。几度他希望回家乡看看，但战乱或使他难以成行或半道折回。这种对童年、少年生活环境、对家乡一山一水一花一章一虫的思念，他无法诉说，也无人可诉，只有通过自己的绘画作品加以抒发。原本那些粗陋的“野物”，一旦进入他的作品，我们读解到的是淡淡的乡情，浓浓的童趣。家乡的景致成了他精神的桃花源。在那里，他寻找着童年的梦，寻找着自己亲爱的伙伴、梦中的“情人”。他的作品与他的梦相通，成为一种天国的图画，一种乌托邦的境地，一种虚构的关于生活传说。作品中既有对现实的自然再现，也有非现实的、故意和任意的成份，成为一种希望的现实，充满着完美的意义，能够充分想象，却在常规中无法达到。其红花墨叶、兼工带写的形式风格中，阴柔与阳刚浑然天成。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显然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放弃某些本能的要求，而痛苦地从快乐原则退缩到现实原则。艺术家就象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了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①为的是使现实比较能够忍受和驾驭。艺术家用自己的画笔创造了一幅理性化和人化的图画。
可见，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是其自身心理情感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是对自我形象、内在思想感情的解构与重建。一种艺术风格或一件艺术作品，随观赏者的经历不同各自感悟到的见识也常常不同。我们可能为一件艺术品所折服，但是这件作品却不一定能感动精神上与我们接近的其他人，更何况那些经历不同、精神追求相异的人呢？艺术作品能否被社会接受在于它能否使较多的观者取得相对趋同的艺术感受。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势必反映在对艺术作品形式、内容的好恶上。人民群众的觉醒，以及艺术走向生活的趋势为齐白石的变法及日后的艺术发展提供的肥沃的土壤。
试想，在那外患频仍、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齐白石创作那情趣盎然的瓜果、草虫之作，难道仅是表达一已对家乡草木的依恋，没有任何社会目的吗？当然不是！
艺术表达社会目的，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将社会内容毫不隐讳，以明白公认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直接表白信仰、叙述学说；一种是以纯粹含蓄的形式表现出来，亦即在作品中极力避免诉诸社会，而以暗中包含隐喻的形式再现。前者具有明确清晰的含义，艺术家对它有清醒的意识，观者对它的接受或拒绝也很清楚；而后者则是不自觉的，人们对它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作品不着意表现社会内容，不以有意招揽观者为目的，反而更能发挥作用。在暴露性艺术常常遭到排斥的年代，只有意识形态比较隐蔽的艺术才可以不受什么阻碍地通行四方。齐白石以那种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内涵的乡土乡情的描绘，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齐白石所描绘的一幅幅美景，似涓涓溪水流入社会，唤起人们对美好河山的珍爱，对田园风情的留恋，对侵略者暴行的痛恨。
豪塞尔说：“在艺术中，这种不直接表现观念意识的方式，不仅更为有效，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它也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实际上当一种社会观点无法直接表现的时候，它就会创造出一种风格来。”②把社会观点转化为一种风格形式，显然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技巧。这不同于在一个政治纲领或一个政治宣言中直接表述社会观点。艺术家作为一种风格的代言人，不仅是社会的喉舌，也反映着一个社会阶层共同的内在需求。
美术批评家格林伯格（c·green berg）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以一种符号的形式显示出来。符号的变化预示着整个文化模式的变化。艺术家不一定刻意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只要把它的符号解构了就行了。就象印象派、后印象派解构古典艺术的三维造型体系一样，齐白石将传统中国画不可逾越的表现内容予以解构，破坏了它的仪式乃至制度，从一定意义上预示着社会变革的到来。他在《大白菜》一画上题道：“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这难道仅仅是在为“大白菜”鸣不平？当然不是！美术理论家麦克卢汉（m·mcluhan）说，前卫艺术预示着社会的变革，依靠它，我们可以尽早地发现社会的精神的危机和征候。艺术中这种征候往往走在社会前面，是社会将要发生变革的反映和表现。可见，齐白石的作品表达了以他为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不满，预示着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到来，其衰年变法隐含着对旧制度的解构，对新制度的呼唤。
齐白石衰年变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绘画形式、观念和社会形态的解构与重建有着不谋的暗合。所不同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过分追求形式的纯化，虽然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却脱离了社会、失去了大众；而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解构中注意继承，重建中侧重创新，不仅继承了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审美趣味，而且与社会命运紧密结合，有感而发。作品格调清新、趣味盎然，与颓废主义的无病呻吟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种解构与重建只有适应世界潮流、适应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才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离开世界范围内艺术走向大众这一背景，离开中国革命的现实，便无法显示其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