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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作家协会是世界文坛的一道风景,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便肩负着来自民间的复兴期望以及一个国家赋予它的历史重任。双重使命使得它具备了双重身份——既是一个社会团体,又是国家的一个正部级单位。
如果从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1949年7月23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算起,中国作协已经走过了57个年头。在这57年里,中国作协命乖运舛,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激流中辗转沉浮,又在一次又一次的时代大潮后峰回路转。
建国初期的“作家外交”
建国初期,我国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还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时政府十分鼓励各种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作为政府外交的一种补充参与进来,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为此,毛主席和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政策,是为“民间外交”。而“作家外交”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曾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的张僖在《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一文中有过这样一段介绍,“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或是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至资本主义国家,作家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这个群体甚至是超越国界的。作家是各个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接触面宽,影响面也比较大。因此,作协的外事工作很受中央重视。中央希望作家不但能写出好作品,同时还能完成开展民间外交、广交朋友的任务。”
据说,那时候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经常到中国作家协会来指导工作,而许多时候都是为作家出访而来的。通常是周总理亲自谈,周总理没有时间,就由外交部长陈毅谈。因此,那时候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就不仅仅是纯文学艺术的交往,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政治任务。由于中央领导对作协外事工作的重视,当时的作协和外交部、中联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关系、来往都非常密切。
据张僖回忆,有一次亚非作家联络局常驻会议代表要在开罗开会,杨朔和韩北屏也去参加会议,张僖和刘白羽同志陪他们到当时负责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家请示汇报工作。听完汇报之后,廖承志说:“一定要把苏丹那个某某的工作做好,西园寺公一(日中友协的创始人之一)的工作也要做好,将来都有用,让他们替我们中国讲话。有些地方我们应该出面,有些地方就应该他们出面。他们比我们讲话更有力……”后来,杨朔和韩北屏便常驻那里,主要就是做外国作家的工作。
那时候,政府不仅鼓励中国的一些作家走出去,而且还邀请许多外国作家到中国访问。比如,智利著名作家聂鲁达就曾于1950年来华访问。而对一些来自比较落后国家的作家,党和政府还以作家协会的名义对他们进行经济援助,这对中国增进与亚非拉国家的友谊以至建交,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当时也有对外友协,但张僖说,“友协也只能以友协的身份去交往,不如作家这些‘单干户’更有力。”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锲在回忆那个时候的情况时也说,当时作家的外事活动是很多的,而且这种作家外交直到现在还有,只不过不像建国初期那样显得突出和备受关注罢了。
今日作协在忙什么
地安门西大街刹海旁边,有一座毫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取名“文采阁”,一楼是餐厅,二楼被分隔出了许多小房间。中华文学基金会便在其中的几个小房间里办公。现年73岁的张锲身高、体重、长相都酷似晚年的毛泽东。可能因为年龄的缘故,抑或其他什么原因,张锲走起路来颤巍巍的,特别是从座位上站起来时,显得格外吃力。从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就进入作协的张锲可以说是三朝元老了,历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作协副主席,如今,张锲正一步一步地从作协领导的位置上退下来。作为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副会长,张锲说他每天都坚持从北三环外的小营赶过来上班。
中华文学基金会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下属机构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向社会各界及海内外募集文学基金,为作家提供包括医疗、休养、创作等福利性服务,以及举办全国或国际性文学奖项和其他文学工程。20年来,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和颁发了“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美文学交流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冯牧文学奖,策划并出版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创建了“创作之家”、“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育才图书室”等工程。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华文学基金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另外,众多港澳台爱国人士、国内外文学社团及作家、企业家也慷慨赞助,为中华文学基金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保障。庄重文即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一项专门挖掘青年作家的文学工程,它以年卷的形式,为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青年作者出版第一本个人文学专集。意在扶植文学新人,繁荣我国优秀文学创作。该工程自1996年启动以来,如今已经出了8卷。第9卷正在编审过程中,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育才图书室”是张锲于2004年5月召集并发起的,结果得到了季羡林、王蒙、铁凝等作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如今,为“育才图书室”四处奔波差不多成了张锲的主要工作。我们采访张锲时,他刚刚从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吉县回来。这几年,张锲及其助手的脚印遍布云南西双版纳、陕西延安、甘肃天水、安徽六安大别山、内蒙古大草原、西藏高原雪山、山西吕梁革命老区等中西部贫困地区,他们为全国600多所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捐赠了几十万册书籍并建立了图书室。
谈起作协工作,张锲说,中国作协这些年还是做了不少实事的。除了主持由协会主管的全国性文学社团的管理工作,办好作协所属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增强其导向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及运作由作协主办的四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评奖颁奖,作家协会还在鼓励和帮助作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物质及精神上为会员从事创作、评论及其他文学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并积极帮助会员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9月2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深圳市委联合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学创作工程于深圳启幕,中国作协专门组织了一大批作家到深圳采风。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学创作,主办方希望期间能产生“改革开放版”的《创业史》、《暴风骤雨》等经典力作。
绕不开的体制纷争
近年来,中国作协饱受诘难,除了来自作协之外的讨伐,还有一些是作协会员自身对作协产生的置疑。归纳起来,原因不外乎一个——体制僵化、作风官僚化。
在《中国文情报告(2003~2004)》中,一些作家退出作协和“木子美现象”一起被列为2003年度的文坛焦点现象和热点事件。2003年6月,湖南省作家协会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先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紧接着,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也宣布“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10月,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与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作家张石山。李锐在《致文友公开信》中,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深感作协官僚化越来越严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因此患上了“换届综合症”。
李锐和张石山的做法在文坛激起剧烈反响,一些作家甚至对此表示支持和敬意。在这一系列“作家炒作协”事件中,作家协会的性质和作用又被尖锐地提出讨论。有人认为,李锐和张石山的行动就是“促进作协体制改革最好的做法”。老作家余开伟认为,作协应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增加透明性、民主性,“变现在的衙门化为真正的作家自愿组合的文化组织”,“作协如果要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艺术发展的需要,一定要改革,否则,必然会灭亡”。
就在作家们纷纷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时,李敬泽的一番话显得颇具深意,“实际上,在退不退出作协、是否主动接受市场包装的问题上较劲,并没有多大意义。假设明天中国作协解散了,中国文学就会好了吗?真正需要勇气的不是退出作协,这只能说明作协现在不受待见。现在让一位作家退出作协,可能比让他停用手机还容易。而我们的作家,他们怀揣中产阶级的梦想,享受市场带来的一切好处,却在耍这种小姿态。”李敬泽认为,平心而论,最近10年中国作家还是出了一些成果的,在文学这件事上也需要耐心。“作家不要老是埋怨时代,一会说这个妨碍了他、那个制约了他,而不从自己的内心找原因。”
与作协体制纷争相对应的是,一些地方作协纷纷进行改革,合同制和签约制正在取代传统的专业作家制度,这意味着作家们曾经拥有的“体制内优势”及曾经享受过的各种“特权”将逐渐消失。在这方面,北京作家协会比较典型。据悉,北京作家协会现在实行的是五种合同制:一是专职合同制作家,面向在原单位办理停薪留职或无单位的居京作家,签约后由作协发给生活补贴,每月1000元;二是返聘合同制作家,面向在原单位已提前退休的居京作家,签约后由作协发给创作补贴,每月500元;三是兼职合同制作家,面向不脱离原单位本职工作、兼职从事创作、工资待遇由原单位承担的居京作家,签约后不领取生活或创作补贴;四是选题合同制作家,面向北京及各地中青年作家,合同期间给予创作补贴;五是特殊合同制作家,好比史铁生,因为身体情况与作协长期签约,在其本人坚持创作的情况下,作协每月发给生活补贴并帮助解决其他困难。
有些人担心,作家一旦离开作协养不活自己怎么办?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胜友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是否当职业作家,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能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否则还是先找一份工作为妙,当自己的小说成熟到能养活自己的时候再考虑辞职。”“阶级斗争时期是政府为文学买单,现在文学归位了,就需要自己来为文学买单。”
传统文学领域的结构性变化
今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由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该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文化、文学现行体制二元并存——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文化、文学共有、集体和个体等三个机制共存,既有各自的方式和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相互借力,共同运作,导致文学从业者和文学创作者趋向民间化、市场化、商业化。
报告还说,我国传统文学领域发生显著变化最明显的体现是传统创作和网络创作、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的分离。我国各级作家协会和大中型出版社及其主办的文学期刊仍掌握着大批专业作家,集聚了非常重要的创作力量。而依靠互联网的网络作者则影响着广大文学青年和学生读者,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逐渐形成自成一格且拥护者众多的另一个“文坛”。
张胜友认为,市场对文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残酷的客观事实。据张胜友透露,“目前,全国期刊总量达9000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在这八九百家文学期刊,90%以上的文学期刊陷入生存或经营困境,说不好听,有时就像乞丐一样,到处向企业化缘。”对此,张胜友将其归结为文学边缘化和文学脱离生活,并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象。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这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并不多见。参与了这次文化体制改革调研工作的张胜友介绍起这场文体改革时说,“目前,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采取了这样的思路——分类指导和分类推进。党报、党刊、党社,承担着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国家歌舞团、国家交响乐团、国家图书馆、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代表了国家最高文化水准,另外,地方文化馆站直接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服务,这些属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以政府为主导,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但内部也要搞活经营,比如党报中的印刷和发行部分也要转制并推向市场。除了上述提到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以外,其他属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以市场为主导,要搞活经营,不断提升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
对于即将掀开的文化体制改革,张胜友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20多年前开始的那场经济改革,同样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样将会深刻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面对这场正在到来的体制改革,张胜友说,中国作协正在做积极的应对。(卜昌炯)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