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学科的基本特色：（一）文学是民族国家感性与知性相结合的人文遗产、民族文化最丰富活跃的心灵世界，情感、想像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二）在精神想像与抒情的世界里，既有深厚多样的历史经验，又有复杂深刻、中西碰撞的现代经验，以及二者之间的紧张或交契；（三）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创造性活动，因而文学学科不仅是知识，而且也是能力与表现。

第一个特色要求我们不应该完全将此学科化约为科学主义。人文素养、民族精神，都是学科应有之义。尤其是写进宪法的民族精神，很大程度上由本学科的内容来加以表现的。第二个特色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学科所包含的人文经验的多元性、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紧张，既有以启蒙和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也有以文化与传统为核心的古典价值，二者之间有时合一，有时紧张，从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冲突即文化冲突的角度，强调了这个学科的复杂性。第三个特色强调了这个学科所培养的人才的特殊性。不仅具有相当强的知识与阐释能力的人，而且具有较强的文字表现的人。

对策：简单可以概括为四个加强，三个区分。

加强通识教育，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型需求，为了更打下坚实的人文学问的基础，必须意识到加强通识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要注意妥善解决好通识与专精的矛盾。

加强写作训练，发扬毛泽东“用文房四宝打天下”的精神。充分认识现代社会写作与文字创意的重要性，充分认识中国文学在各种写作训练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加强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双重深化。求真与求善求美并重。这也是回应时代危机的重大课题。

加强中国文化主体性与西方思想的结合。理念详下。

区分不同学校、不同地区与不同层次的需求。鼓励不同学校之间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也区分语言与文学、文化与文学等各自的发展（成立文化系批评所、成立语言系等等）。区分基础学科与应用专业的不同要求。

基本理念：（一）从策略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遇，是一场“持久战”，其中，“相持阶段”，可能比“防御阶段”、“反攻阶段”，是更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中西文化目前仍是相持阶段，相持阶段的中西文化，不一定就是一种冲突斗争的关系，也可能是文明的结合，也可能是文化的共存与互补。因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的增强，与西方文明精华的吸取，都是可能做到的。

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文化的自强自尊自信，是站得起来的现代精神主体。五四新文化最大的成功，就是贯注新鲜血液于老大民族身体，使之再生新生。但是五四同时带来的一个负面意义，即是全盘反传统的思潮，斫伤了文化自信。在今天看来，所谓“民族劣根性”之类的理论，只会形塑更大的民族自卑情绪，不过是一种文化符号生产——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的体现。其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只要看看台湾、香港等未经大规模破坏传统的地区，而同样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自立的现代化就是要摆脱这种自我形塑，寻求新的自我动力与自我认同。

现代化理论也表明，现代化应是在原先的生命肌体中的生长，而非一种外置。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其他民族国家的成功范例，如日本、美国，无不如此。其实，连欧洲早期的现代化发展，也是在特定的欧洲文明传统、社会结构土壤、以及历史经验氛围之中，一点点地生长出来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也必然不排斥中国社会的习俗、规范，以及中国文化的种种传统。

尊重时代、尊重经验、尊重变化中的世界，尊重民族自身的创造力，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最惨痛的代价，即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照搬了外国的模式。所以，自立的现代化，也是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重要教训之一。

本题目的第一个理念，即弄清中国文化的认同意义，确认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结合或并存的可能性，以解决中国文学学科中的长期存在的中西冲突问题。（未完待续）

现将大家所提到的问题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识教养不足。长期以来现在中文系培养的学生，大家认为知识面比较窄，不能适应社会与文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有的学校已经逐步增大通识教育的比重，譬如清华大学的大学本科低年级，有“中国经典导读”与“西方经典导读”两个系列。都是文史哲学学生共同选课。复旦大学也实行书院式课程，即一二年级不分专业，先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相对自由的选课。但是通识教育优先的做法，也有负面的效果，有教授认为可能两方面都流于形式，而耽误了学生专精的学习。为了避免流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做法是在大学一至三年级里，开设多门专书讲读的课程，内容从古代思想与哲学的《论语》《庄子》、史学的《史记》，到文学的《昭明文选》，既是跨学科、打通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壁垒的做法，又透过专书这一比较专门学术训练的方式，来加强学生的专业性，这正是解决专精人才与通识人才的矛盾的一种尝试。

二、文学写作能力不足。文学写作是文学教育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长期以来受到西方科学主义影响，忽略了中国固有的辞章写作传统。文学写作的重要，不仅在于通过可以实现文学与人生的相互影响，而且在于文字创意能力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生产力之一。不少教师都提到了文学写作传统在当今大学中的失落。如东北师范大学原来教写作的是张毕来、公木等著名作家与诗人，现在已经后继无人。华东师范大学的做法是在一些专书课程中，将研究与辞章写作结合起来。如《昭明文选讲读》，要求学生必须交一篇五百字左右的小赋习作。文学写作能力不足，学生以能背讲义为考试优秀，势必培养庸人匠人。

三、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不足。这是相互减损而致的双输局面。前者表现为，由于近几年重知识而轻价值，重考试而轻思想与见识，过去已经形成的重人文精神的传统，有式微的危险。现在的学生较普遍地不关心思想世界与价值世界，文学作为关怀社会、维护世道、感染人心、营造人生观的作用渐失，技术性和工具性的人才自我设定比较流行。体现在课程教育上的特点，即论文考核中心、外语优势、就业焦虑与影响等。后者表现为，科学论文不符合最基本的科学精神，不规范、不求真，做事不认真、甚至不诚实，抄袭现象、代考代写现象较盛行等等。

    四、中国主体与西方精神双重不足。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不足，而是两方面的同时缺失。而且在长期的文化冲突中，是怨怨相报，相互杀伤。从前者看，由于整个二十世纪的反传统运动，中国文化传统遭受重大的破坏，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也严重流失。体现在教学与课程体系上，文学史以西方观念来剪裁中国史实，为各种政治服务。作品选基本上是以西方观念与方式来选取和解读中国作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单独行动，自成世界。写作也完全不写中国文学的旧文体。一些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严重匮乏。学生基本上没有从文学上树立民族自信与自尊。从后者看，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后果，也由于对西方思想自身的了解与评价仍不足，对于中西方文学与思想的结合工作，仍嫌不够。吸收西方精华化为自己的文学血肉，相当缺乏。

五、基础与应变。在学术浮躁、功利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文学学科原有的基础建设本不牢固，现更有破坏之迹象。如一些冷门专业渐招生困难，而一些新兴专业则门庭若市。人才目标的设定中，注重应用知识和能力，轻视人文基础，取消文化含量较高的基础课程的做法，也引起担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如何顺应全球化的浪潮，如何适应现代转型社会的变化，而加强文科学生的应变能力，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六、其他具体的课程问题。仍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譬如比较文学不能进行中外文学比较，不能起到衔接中外文学的作用。古今文学不打通，各自为一世界。缺少一个大学课程导论，于是新生不能从一个纲举目张的方式，得到中国文学学科的整体感，也缺少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接口。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不能衔接。往往为了文学史而牺牲了文学作品，作品仅仅成为了史的注脚。文学史的模式过于单一化，作家作品，面面俱到。可以有更自由更专门的文学史。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几个方面：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双重困境。知识优先与能力优先的矛盾。通识人才与专精人才的矛盾。西方至上与中国主体的困境与新机。传统优势与应变为上的新问题。

目前学科的基本结构，大致是从以下几个阶段演变而来的：

（一）  五四新文学阶段

    以王国维、胡适、鲁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现代教育体系初创期，其特点是：以西方思想文化为主导，全面创新文学大业。譬如文学史观念的引入，包含文学自主独立、进化论、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民间主义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观念引入，以思想突破和观念激进为新变局，全面替代中国原有的辞章主义、经史传统和儒道释人生观，以“人”的教育为中心，以整理故籍、新人新民新国家为二元主旨的现代文学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逐步确立，培养人才的特点，为一大批既有旧学底子，又有现代科学头脑的学者，以及有建造新国家新文化使命感的作家型人才。

（二）  建国后苏联体系阶段

以毕达科夫体系为标志的苏联文学教育体系，很深地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文学学科的格局。其特点是：以意识形态为学科的基本指导原则，以社会革命、阶级斗争为基本框架，以新社会为基本宗旨，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人才模式。反自由主义、反现代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吸取西方近代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概论式的课程成为主干，思想单一、史料狭窄、文化视野浅平。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分家。上述两个阶段一脉相承之处，是以“新人”为中心，以服务新社会为宗旨，构建其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二者相岐异之处是，第一阶段的科学主义传统渐遭打击甚至背弃；第一阶段新人理念中的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亦渐渐窄化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阶段

整个八十年代，在拨乱返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背景下，文化思潮风起云涌，西方思想观念再度降临，前所未有地影响着中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包含唯美主义、原始思维、表现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大规模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课程与教学内容，深刻引导着、参与着中国社会与人心的变革。文学成为社会良知和民族命运的代言人。与人性与人道的新世界关联着，中国重新回返现代文明世界，与中国文学重新焕发人心人性的光彩相一致。但是不可讳言，文学的意义与作用一方面被空前神圣化、崇高化和武器化，另一方面也高度化约为实现西方式现代社会和建立民主自由社会的精神能量。此期一方面是对于第二期的悖反与对于第一期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夸大和加深了第一期的缺点即西方中心主义和激进主义，同时虽然在价值取向上与第二期悖反，然在背离现代人文科学求真传统的意义上，又与第二期相同。

（四）当前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建立西方式民主自由社会冲动的失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中国的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现象。这一国际评价反过来也加强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整个社会民族自信心提高。人文科学对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呼唤，成为一个渐强的声音。表现在文学科学的教育改革上，即越来越不满于原有的西方话语统治地位，不满于中国文学系的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与学养的浅薄，不满于过分专业化和人文精神的流失，因而不断在学科教学体系中，加入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打通知识壁垒，加大人文精神的教育内容，既不是文革前的苏式体系的狭隘、封闭与教条，也不是文革后八十年代的躁动、试验、西方中心，而是开始正视中国文学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开始走向中国传统的通才教育，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综观以上四段，中国文学学科的现代进程，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国文学的中国性，由原先的遭受灭顶之灾，到渐渐复苏，然而或有轻略西学之隐患。第二，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越来越强烈、自觉，然而有渐渐流失的危机。第三，求真与求美求善，各自发展，渐有成为两张皮之病。第四，随着转型社会特有的矛盾和危机已经和正在显现，在第四阶段，仍然存在若干问题，中国文学教育的新地位和新使命，仍然处于一种复杂与相互冲突的情境中。